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們目前的文明中，我們並沒有感到舒適，但是，非常難以形成這樣一種觀點，即早期時代的人們是否感覺更幸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覺更幸福呢？他們的文化條件在其中起什麽作用呢？我們總是傾向於客觀地看待人們的痛苦，就是說，把我們自己，連同我們自己的需要，我們自己的感覺能力，都放在他們的條件下，然後去考察我們在裏麵應該發現什麽樣的體驗到幸福和不幸福的機會。這種考慮問題的方法看起來是客觀的，因為它無視各種主觀的感覺，它當然又可能是最主觀的，因為通過使用這種方法，人們就用自己的心理態度代替了他人的未知態度。不過幸福基本上是一種主觀的東西，不論我們想到某種情境時害怕得有多麽厲害——如古代劃船的奴隸，30年戰爭時的農民，宗教法庭的犧牲者，等待被屠殺的猶太人——我們仍然無法使自己站在這些人的立場上——去推測這些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由於最初的心理遲鈍，逐漸的麻木過程，一切期望的停止和由一切更粗糙及更精細的麻醉方式造成的，用這些方式就能減少對快樂和不快樂感覺的敏感性。另外，當人們必須忍受最極端形式的痛苦時，特殊的心理保護裝置就會發揮作用，在我看來，要進一步探討這一方麵的問題是沒有什麽好處的。
現在，是我們應該把注意力轉到這種文明實質上來的時候了，對於把文明作為獲得幸福的手段，人們爭論頗多。除非我們經過考察親自了解了某些情況，否則我們絕不會到處尋找僅用幾句話就表達其實質的公式。我們將滿意地重複說，文明這個詞描述了人類全部的成就和規則，這些成就和規則把我們的生活同我們動物祖先的生活區分開來，並且服務於兩個目的——保護人類免受自然之害和調節他們的相互關係。為了了解更多的東西，我們必須把文化的個別特征聚集起來，就像它們在人類社會中所表現的那樣。在這樣做時，我們將毫不猶豫地允許自己受通用語言的指導，或者就像人們可能會說的那樣，受語感的指導，我們確信，我們將因此而公正地考慮那些仍然抵抗用抽象術語表達的內在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