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部俄國小說在相同的方向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那裏麵也是另外一個人犯了殺人罪。而這另外一個人跟主人公德米特裏一樣，與被殺的人是父子關係。在他身上，情殺動機（motive of sexual）是公認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所謂的癲癇症，安排在他身上，仿佛在極力表白，他的癲癇、神經症在他身上就是弑父行為。還有，在審判中的辯護詞裏，有一個對心理學的著名的嘲笑，說它是一把“雙刃劍”。這裏是一個高明的偽裝，為了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觀點的深層意義，我們隻有把它倒過來看。該受到嘲笑的不是心理學，而是法庭的審訊程序。到底是誰犯罪無關緊要，心理學關心的是誰渴望犯罪，罪行發生後誰會感到高興。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兄弟——反麵人物阿廖沙除外，都同樣有罪，都是衝動的肉欲主義者（senstlalist），多疑的玩世不恭者（cynic）和癲癇病罪犯。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個場麵特別揭示了這一點。在佐西馬神父與德米特裏談話時，他發現德米特裏準備弑父，便跪在德米特裏的腳下。這一行為不可能令人表示欽佩，因為這意味著該聖徒正在抵製蔑視和憎惡凶手的**，並因此向凶手表示謙卑。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罪犯的同情，實際上是無止境的，它遠遠超出那些不幸的家夥有權得到的憐憫，它使我們想起了“敬畏”（holy awe）——而過去人們正是用此種敬畏看待癲癇症者和神經症者的。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一個罪犯幾乎是一個救世主，他自己承擔了本該由別人來承擔的罪責。因為這個罪犯殺了人，別人就不再有任何需要殺人了，人們一定會感激他，因為如不是他，別人就不得不親自去殺人。這並不僅僅是仁慈的憐憫，而是基於一種對相似的殺人衝動的認同（identification），實際上，這是一個稍加移置的自戀（這樣說，並不是對這種仁慈的倫理學價值提出疑義）。也許這屬於那種非常普遍的對別人仁慈加以同情的機製，人們能夠很輕鬆地在這個深受罪疚感折磨的小說家的特殊例子中覺察到這個機製。毫無疑問，這個由認同心理而引起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選擇題材的決定因素。他先期描寫的是一般罪犯（他的動機是自我中心主義的）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回到這一基本的犯罪——弑父，並在他的一部藝術作品中通過弑父者來完成他的懺悔（conf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