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父親的仇恨難於被男孩子采納是由於其對父親的恐懼，閹割是可怕的——不管是作為懲罰還是作為愛的籌碼。在壓抑對父親的恨的兩個因素中，第一個，即對懲罰和閹割的直接恐懼，可以叫作正常因素，它似乎隻隨著第二個因素——對女性態度的恐懼——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一種強而有力的天生的兩性同體的氣質便成為神經症的先決條件或成為增強神經症的原因之一。這樣的氣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種可行的形式（如同潛伏的同性戀）表現出來：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誼起著重要作用，他對情敵持令人不解的溫和態度；還有，正如他小說中所舉的許多例子那樣，他對隻能用受壓抑的同性戀才能說明的情況具有獨到的理解。
假如我們這樣來闡明一個人對父親愛與恨的態度，以及這態度在“閹割恐懼”（threat of castration）的影響下所發生的變化，致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論的讀者感到了乏味和難以置信的話，我為此遺憾，盡管我不能改變上述這些事實。我應該預料到“閹割情結”肯定會引起相當普遍的否定，但我隻能堅持。精神分析學的經驗已證明這些特別的情況是不容懷疑的，它還教給我們去認識每一神經症的症結所在，那麽，我們就一定要用這把鑰匙來認識我們的這位作家所謂的癲癇症。與我們的意識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製我們潛意識心理生活的那些事件。
但是以上所說的一切，還不能盡述俄狄浦斯情結中壓抑對父親之恨所帶來的後果。這裏要補充一點新的東西，即與父親的認同最終還是為自己在自我中找到一個永久性的地位。它被自我容納，但卻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在與自我的其他內容的抵抗中存在著，我們管它叫“超我”，並相信這個父親影響的繼承者在發揮著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父親是生硬、暴烈和殘酷的，超我就從他那裏接過這些屬性，而且在它與自我的關係中，本該受壓抑的被動狀態重新活躍起來。超我變成了施虐狂，自我變成了受虐狂，也就是說，自我最終是以女性的方式被動地實現的。對懲罰的巨大需要在自我中萌生起來，在某種程度上，自我甘願充當命運的犧牲品。在某種程度上，自我又從受超我的虐待中（就是說在罪疚感中）尋求滿足。因為任何一種懲罰，歸根結底都是閹割，是對父親的被動態度的實現。就連命運，作為最後的手段，也隻不過是父親後來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