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闡釋俄國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藝創作的一篇心理美學的論文。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俄狄浦斯情結（或稱“戀母情結”）的弑父動機與贖罪欲在文學上的再現，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症和神經症發作在藝術上的投射。進而他指出，西方文學史上的三部“傑作”（《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為其同一主題，其弑父行為動機都是與情敵去爭奪一個女人。弗洛伊德堅持，潛意識的情殺動機與嚴重罪疚感的癲癇症和神經症，既是創作文藝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藝“傑作”的一把鑰匙。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豐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個方麵：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神經症者、道德家和罪人。對於這樣一種令人迷惑的複雜人格應如何去認識？
有創造性的藝術家這一點是最無爭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並不低於莎士比亞。《卡拉馬佐夫兄弟》是迄今為止最優秀的小說，其中關於宗教法庭庭長的那段描寫，達到了世界文學的巔峰，再溢美的評價似乎也不過分。所以，在創造性藝術家這一點上，精神分析就顯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這一特征，最易受到攻擊。如果我們借口唯有經曆了深重的罪惡的人才能達到道德的頂峰，而試圖將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話，那麽我們就忽視了由此將引起的一個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個人一旦他感受到**便能予以抵製，而不屈服於**。如果一個人先是犯罪，然後又悔過，悔過後樹立起高尚的道德標準，這樣他便會受到外界的責難，因為他把事情變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實質：自我克製（renunciation）。實際上，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是人的一種實踐性的功利活動。他使人想起大遷徙中的野蠻人，他們殺人而又以苦行來贖罪，直到苦行成為使殺戮能夠進行的實用手段。可怕的伊凡就是這樣做的。看來，這種對道德的妥協的確是俄羅斯人的典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終沒有產生十分光彩的結果。在經曆了個人本能要求與社會呼籲之間相妥協的最激烈鬥爭之後，他倒退到既臣服俗權又臣服神權，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狹隘的俄羅斯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種倒退是一個人不費力不用腦子就能夠達到的。這是他偉大人格中的弱點。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棄了成為人類的導師和救星的機會，而成了人類的監獄看守的同夥。人類文明的未來對他沒有什麽可感激的。而他似乎是因為神經症招致這種失敗的。他的睿智和他對人類的強烈的愛或許能為他打開另外一條使徒式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