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一答案卻引起了若幹進一步的思考。在焦慮的原初狀態中的神經興奮，可能具有某種目的和意義，就像在首次癔症發作中所伴隨的肌肉運動具有某種目的和意義一樣。要理解癔症發作，我們隻需考察這些運動如何構成癔症適當而方便的動作的情境即可。因此很可能，在出生時的神經興奮通過轉向呼吸器官，通過為肺的活動做好準備，並通過提高心率，實際上是在幫助血液免受有毒物質的侵害。自然，當焦慮狀態後來作為一種情感再現時，它將失去這種方便性，正和癔症發作的反複出現一樣。當個體被置於一種新的危險情境時，若他以焦慮狀態（焦慮狀態是對某一早期危險的反應）作為反應，而不是引發出一種適合於新危險的適當反應，那是相當不適當的。然而，如果危險情境在接近的過程中被識別出來，並且因焦慮的發作而作為一種信號表現出來，那麽他的行為反應可能再次成為適當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通過求助於更適當的措施而立即擺脫焦慮。因此我們發現，焦慮的呈現可以有兩種方式：即當一個新的危險情境出現時的不適當的方式；或對一個危險情境發出信號並加以防備時的適當的方式。
但“危險”究竟是什麽呢？在出生活動中存在著一個對生命的真實的危險。我們知道這種危險在客觀上意味著什麽，但從心理學意義上講，它什麽也說明不了。出生的危險也沒有任何心理的內容。我們很難假設說胎兒具有什麽知識，能認識到在出生過程中它的生命有被毀滅的可能。它隻能意識到在它的自戀力比多結構中存在著某些廣泛的擾動。在它的自戀力比多結構中聚集著大量的興奮，從而使它產生各種新的不愉快情感，而且有某些器官獲得更強烈的貫注，從而預示了即將發生的對象貫注。那麽在所有這些成分中，有哪些成分將會被用做“危險情境”的信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