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理性的因素（諸如上麵已經提到的個人的威脅，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活動）並沒有囊括可觀察到的現象。在此之外，被社會學和群體心理學權威給我們提供的解釋總是同樣的——雖然這些解釋被賦予不同的名稱，即魔力性的詞“暗示”。塔爾德（Tarde，1890）稱它為“模仿”（imitation）。但我們不得不同意一位作者，他主張模仿是暗示概念的引申，事實上還是暗示的一個結果（布魯格爾斯［Brugeilles］，1913）。勒邦把社會現象所有令人困惑的特征都追溯到兩個因素：個人的相互暗示和領袖的威信。但是威信隻是通過它喚起暗示的能力才被承認的。麥獨孤暫且給我們這樣的印象：他的“情緒的原始誘導”原則可能使我們不需要暗示的假設。但進一步的考慮迫使我們感到：除去對情緒因素的決定性強調外，這種原則不過是我們所熟悉的關於“模仿”或“感染”（contagion）的論點。毫無疑問，當我們意識到別人情緒的信號時，我們身上所存在的東西往往使我們陷入同樣的情緒；但是我們有多少次成功地抵抗這一過程、抵製這種情緒並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做出反應？當我們處於某一群體時，我們為什麽因此而總是屈服於這種感染？我們隻好再次說，迫使我們服從這種傾向的東西是模仿，在我們身上誘發這種情緒的東西是群體的暗示性影響。而且，完全除開這些，麥獨孤不能使我們避開暗示；我們從他那裏以及其他作者那裏得知，群體的獨特性在於其特定的暗示感受性。
所以，我們將接受這樣的觀點：暗示（或更正確地說是暗示感受性）實際上是一種不可還原的原始現象，是人的心理生活的一個基本事實。這也是伯恩海姆（H.Bernheim）的觀點。我在1889年曾目睹過他的令人驚訝的技巧。但是我能記得甚至那時就對這種粗暴的暗示感到一種壓抑的敵視。當一個表現出不服從的病人遭到嗬斥：“你在幹嗎？你在反暗示！”我就自言自語說，這是明顯的不公正，是一種暴力行為。因為，如果人們試圖用暗示使這個人就範，那麽他肯定有反暗示（counter—suggestions）的權利。後來，我的抵抗集中在反對這樣的觀點上：解釋一切的暗示本身將用不著解釋。想到此，我複述過古老的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