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其他一些容易理解的情況，其中這種不恰當性和應該產生作用的東西相比較，便不可抗拒地使胡說成為滑稽。詼諧的副本——謎語［第67頁注］——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比詼諧本身更好的實例。例如，這裏有一個“滑稽問題”［第153頁注］：“什麽東西掛在牆上，人們能用它來擦幹手？”如果回答是“一條毛巾”，那麽就是一條愚蠢的謎語。但是這種回答被拒絕了。——“不，是一條鯡魚。”——但是這會招來憤怒的抗議。“天啊，一條鯡魚不會掛在牆上。你可以把它掛在那兒。”——但是究竟誰會在一條鯡魚身上把手擦幹呢？——“嗯。”回答是安慰性的：“你不必用它擦手。”借助於兩種典型的移置作用而做的這種解釋，表明了這個問題離真正的謎語究竟有多遠；而且由於它的絕對不恰當性，我們不把它僅視為胡說的愚蠢，而看做是不可抗拒的滑稽。通過不遵守基本條件這種方式，詼諧、謎語和其他本身並不會產生詼諧快樂的事物，也變成了滑稽快樂的根源。
在理解言語的非有意的滑稽方麵就更沒有多少困難了，我們發現這種滑稽經常在我們所喜愛的弗裏德裏克·凱普娜（Friederike Kempner，1891）的詩歌中表現出來：
反對動物解剖
在人類與可憐的啞巴動物之間
伸展著一條看不見的靈魂之鏈。
可憐的啞巴動物亦有意誌——因此也有靈魂——
盡管它們的靈魂小於我們。
或者在一對相愛的已婚夫婦間的對話：
對比
“我是多麽幸運！”她輕柔地喊著。
“我也是，”她的丈夫高聲地宣布：
“你的眾多品質使我充滿了驕傲，
我竟做出如此精美的選擇。”
在這裏沒有什麽東西會使我們想到詼諧。但毫無疑問，正是這些“詩歌”的不恰當性才使它們成為滑稽——其表達方式具有相當不同尋常的笨拙，它和最陳腐的或大多數新聞工作者的語言特色，其思想的最純樸的局限性，不存在任何詩歌形式的痕跡都有聯係。但是，盡管具有所有這些因素，那我們為什麽發現凱普娜詩歌的滑稽卻並不明顯呢？我們發現有些類似的產物除了出奇的差之外什麽也不是，它們不僅不能使我們發笑，反而讓我們煩惱。但是，正是這種距離，才使它們和我們所期待的、向我們提供滑稽的詩歌區分開來；如果我們感到這種差別更小，那麽，我們就更傾向於批評它們而不是發笑。再者，凱普娜詩歌的滑稽效果肯定是由一種附屬的情況引起的——即這位女作家準確無誤的良好意向和特別的情感忠誠，它消除了我們的嘲笑或我們的煩惱，我們在她那無助的話語背後感到這種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