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再回頭來看看第一個事件，該事件自身就支持了思維遷移這一顯見的事實。P能知道在他來之前，弗西斯博士曾與我會晤了一刻鍾嗎？他能知道弗西斯博士的存在或弗西斯博士到了維也納嗎？對這兩個問題，我們不必馬上做出否定回答。我認為有一種說法可對此做部分肯定的回答。畢竟，我有可能告訴過P先生，我正在期盼著一位來自英國的博士——他是我在戰後的第一個和平使者——接受精神分析訓練。這可能發生在1919年夏季，早在來前的幾個月，弗西斯博士就與我通信預約。我甚至當時就向P提到過他的姓名，盡管這對我來說好像是不可能的事。鑒於這個姓名對於我倆還具有另一種意義，我們當時就一定對它探討過，而且其中某些東西本應留在我的記憶之中。然而，也有可能當時探討過，可後來我完全忘記了。因此，在對P做精神分析治療期間，他說出的“Herr von Vorsicht”使我大吃一驚而視為奇跡。假如一個人將自己看作是一個懷疑主義者，那麽偶爾也懷疑一下自己的懷疑主義是有益的。也許我也有一種對神奇事物的隱秘傾向，從而製造出神秘事實。
這樣，假如結果是我們已排除了一種神秘現象存在的可能性，仍有另一種可能性在等著我們，而且常難處理。假設P先生知道有弗西斯博士這個人，也知道弗西斯博士正被期望能在秋天來到維也納，那麽，怎樣解釋正好在弗西斯到達的那一天，並且是弗西斯進行他的第一次拜訪後不久，他便立即知道弗西斯來了呢？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偶然——無須加以解釋。但是，我討論P的另兩個聯想，正是為了排除偶然性，為的是說明他的確對拜訪我的人懷有嫉妒的心態。或者，人們不應忽略一種極端的可能性，即假設P已觀察到我顯得異常興奮（可以肯定，我自己對此一無所知），並由此得出結論。還可以認為，盡管是在那個英國人離開後一刻鍾到的，P在他倆都必須經過的一條小街上遇到了弗西斯，從他典型的英國人外表認出了他，並在一種永恒的嫉妒狀態中想到：“哦，這就是弗西斯博士；他來了，我的精神分析治療就要告終了。他很可能是直接從教授那裏來呢！”我不能再進一步做這些理性主義的假設了。否則，我們會再次落得個“不可證實”的結局，但我必須承認，我有一種感覺：該例也是讚成思維遷移的。而且，絕不隻我一個人在精神分析情形中經曆過像這樣的“神秘”事件。在1926年，多伊奇（Helene Deutsch）曾發表了一些類似的觀察報告，並研究了它們如何受病人與精神分析者之間的移情作用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