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識的相對性是出於這種考慮，它的提出就像人們用以反對精神分析那樣，可用來反對每一種其他科學。它是從當前對科學充滿敵意的那些我們所熟悉的反動潮流中派生出來的，並要求得到一種誰也沒有資格獲得的優越感。我們誰也無法猜測，人類對我們的理論努力將會做出什麽樣的終極判斷。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對的東西卻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並重新得到認識。在一個人仔細聽取了對他本身的批評意見，並且稍微注意他的對手們的意見之後，他除了全力維護他自己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一個人應該為誠實地從事他的事業感到滿足，而不應該奢望法官的判決，這是留待遙遠的將來的事。在科學問題上強調武斷的個人觀點是不好的；這顯然是企圖剝奪精神分析要求作為一門科學來得到評價的權力——順便提一句，這是在這種評價已經被前麵所提到的東西（一切知識的相對性）貶低之後。任何一位對科學思想評價很高的人，都會盡一切可能在這門科學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尋求每一種可能的手段和方法，來約束怪誕的個人愛好這個因素。此外，正好可以說明，在保護自己時的任何熱情都是不合適的。阿德勒的這些辯解在本意上並不是嚴肅的——這些辯解隻是用來反對他的對手的，而不涉及他自己的理論。這些辯解也沒能阻止他的追隨者把他擁立為救世主，因為許多前驅者已經為他的出現做好了預期的人性方麵的準備。救世主當然不是相對的現象。
榮格的論點“為了獲得良好意誌這個目的”，是建立在一個過於樂觀的假說基礎上的，即人類及其文明和知識的進步總是沿著一條連續的路線發展；就好像沒有衰敗的時期，在每一次革命之後都沒有反動和複辟，每一代人都沒有後退和放棄他們前輩所獲得的東西。榮格對群眾觀點的探討，他對證明為不受歡迎的那種改革的放棄，都已先驗地表明下述觀點是不可能的：就是說，榮格對精神分析的修正不可以公正地稱為一次朝氣蓬勃的解放行動。對此起決定作用的，畢竟不是行動者的年齡，而是其行動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