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三個地方組織：一個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個在蘇黎世，該組織的首腦已成為整個學會的主席；一個在維也納，我把指揮權授予阿德勒。後來在布達佩斯又成立了第四個組織。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這次大會，他對於加入這個總會猶豫不決；確實，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談話之後才被說服而加入了這個學會，但不久又由於在蘇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見爭論而退出學會。這就割斷了蘇黎世和伯格爾斯立機構之間的聯係。
紐倫堡大會的成果之一是創辦《精神分析中心雜誌》，為了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泰克爾聯合起來了。最初顯然是想代表反對意見的：這就意味著想為維也納爭回由於榮格當選主席而受到威脅的盟主權。但是，當這個刊物的兩位創辦者在難以找到一個出版商的困難情況下，使我確信了他們的和平意圖，並且把允許我行使否決權作為其忠誠的一項保證時，我便接受了對這個刊物的指導工作，並且為這個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於1910年9月出版。
現在我將繼續講述精神分析代表大會的曆史，第三次代表大會是1911年9月在魏瑪召開的，在總的氣氛和科學興趣方麵比前兩次大會更加成功。曾出席了這次大會的普特南後來在美國聲稱，這次大會使他非常愉快，他對與會者的“心理態度”（the mental 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還引用了我曾用過的與此有關的一段話：“他們學會了忍受真理。”（普特南，1912）這是事實，凡是參加科學大會的人都會留下對精神分析學會的良好印象。我親自主持了前兩次大會，我允許每一個發言者有充分的時間宣讀他的論文，把討論留到以後在參加大會的成員之間私下進行。作為主席的榮格，接管了在魏瑪大會的指導工作，並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讀論文之後進行正式討論的做法，但是，這在當時還沒有引起任何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