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不會忘記指出，當時在這兩個學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經引起人們注意的一種分歧。早在1897年，我發表了對一個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這則病症具有偏執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療方法無法擺脫榮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對我來說，重要的並不是像解釋這種疾病的神經機製那樣來解釋這些症狀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這種機製和已經發現的癔症的機製一致起來。那時我們還沒有把這兩種機製之間的差異弄清楚，因為我那時正致力於神經症的力比多理論（libido theory），該理論打算把所有的神經症和精神病現象都解釋為從力比多的失常變化所發生的，也就是，解釋為從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發生轉移。這種觀點都被這些瑞士的研究者們所忽視了。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各種形式的早發性癡呆都有器質性的原因；在1908年薩爾茨堡會議上，榮格支持這種疾病的原因是一種毒素理論，而沒有考慮到力比多理論，雖然它確實並沒有把力比多理論排除在外。他曾於1907年發表專論這種疾病的著作。後來（1912），由於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絕使用的過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種觀點上陷入悲境。
瑞士學派做出的第三項貢獻可能完全歸功於榮格，對此我的評價並不像其他那些對這些問題更不關心的人那樣高。我指的是從《診斷的聯想研究》發展起來的“情結”理論。它自身既沒有產生一種心理學理論，也沒能證明可把它輕而易舉地結合到精神分析理論的複雜關係中。另一方麵，“情結”這個詞可以說已經成為精神分析的語言中很自然的東西了；對於描述性地概括某種心理狀態來說，它是一個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術語。精神分析為了本身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其他術語沒有一個得到這樣廣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濫用而使較明白的概念結構受到損害。分析學家開始在他們中間談論一種“情結回歸”（return of a complex），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被壓抑的觀念回歸到意識域”（return of the repressed），或者習慣上說：“我有一種反對他的情結。”在這裏唯一正確的表達將是“一種針對他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