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艱難的最初歲月裏，我必須掌握這種技術，同時注意臨床現象和進行神經症的治療，那時，釋夢便成為我的安慰劑和支柱。在那個時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問題成堆、困難重重，我時常害怕喪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設被證明是真實的之前，使我把不可勝數的漫長時間消磨在他們身上我的假設是，神經症一定會通過分析而得到理解；但是，可以看作與病人的症狀相類似的這些病人的夢，幾乎總是證實這個假設。
這隻是在使我能夠堅持下去這一方麵所獲得的成功。結果是，我形成了通過心理學家對釋夢的態度來測量其理解力的習慣；而且，我滿意地觀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數反對者們都完全回避這個領域，或者，隻要他們試圖處理這類問題，便表現出明顯的笨手笨腳。此外，我很快就發現了進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於我自己的一係列夢做到了這一點，這些夢把我帶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這種意見，對每一個好的夢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來說，這種分析可能是足夠的。
我認為，通過這樣展開精神分析的發展史，我已說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麽，這比通過係統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並沒有覺察到我的發現的特殊性質。通過係統地探究我的神經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便毫不猶豫地犧牲了我作為一個醫生的日益增長的聲譽，以及在我看病期間人數的增加；這使我獲得了許多新的事實，這些事實終於使我對性因素的實際重要性堅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賓任主席的維也納精神病學和神經症學協會的會議致詞（參見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願遭受的那些物質損失能通過我的同行們的興趣和承認而有所補償。我把我的發現作為對科學的普遍貢獻來看待，並且希望這些發現會以同樣的精神得到承認。但是，我的交流活動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虛感，人們傳達給我的提示，都逐漸使我認識到，在神經症病因學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張，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動一樣的待遇。我明白了，從現在起，正如赫伯爾（Hebbel）所說，我是“擾亂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對人們的反對和寬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對自己的觀察和結論的普遍精確性的堅信越加強烈，因為我對自己的判斷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氣確實不小，所以，這種情況的結果是毫無疑問的。我下定決心，堅信發現某些特別重要的事實和聯係是我的運氣，我準備接受有時伴隨這些發現而來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