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成功地使一個不再年輕的未婚婦女免除了症狀情結，該情結使她遭受了大約15年的折磨，並使她完全不能參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動。現在她感到病好了，並積極從事各種活動，以發展她那較好的才能，獲得一些承認、享受和成功，盡管這一時刻來得晚了些。但是，隻要有人讓她知道或她自己感到，她太老了以至於無法完成這個領域的工作，她的每一個努力便終結了。本來每次這類結果顯然會使其舊病複發，但她再也不可能患那種病了。相反，每次她都會遇到意外事情，使她暫時終止活動並引起她的痛苦。在她正做某事時，她或者摔倒而扭傷腳踝，或碰傷膝蓋，或碰傷手。若有人讓她知道她自己應對這些明顯的意外負責時，據說她就改變了方式，於是相同的煩惱不再導致意外事故，而是導致各種小毛病——如黏膜炎、咽喉炎和流行性感冒，或風濕性腫脹——直到最後，她下決心放棄所有嚐試時，整個**才算結束。
我們認為，關於對懲罰的潛意識需要的起源，已是毫無疑問的了。這種需要看上去好像是良心的一部分，又像是我們的良心向潛意識的一種延伸；它必定和良心有共同的源泉，因此和一部分已被超越內化和接受的攻擊性相符合。假如這些觀點是對的，為了實踐之目的，我們有理由將這種需要叫做“潛意識罪疚感”。在理論上，我們還懷疑，我們是否應假設所有已從外部世界退回的攻擊性都受超我的約束，並因此反對自我呢？是否應假設這些攻擊性的一部分作為一種自由的破壞性本能，繼續在自我和本我中進行著沉默而怪秘的活動呢？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對於它，我們知之甚少。無疑，當超我最初形成時，超我這個機構所接受的是兒童指向其父母的攻擊性，由於兒童**的固著作用和所遇到的外部困難，他無法向外發泄這種攻擊性，因此，超我的嚴厲性並不與養育的嚴格性簡單地相對應［見前麵第62頁］。很可能是當後來出現壓製攻擊性的場合時，這種本能就會采取每當在關鍵時刻就向它展開的那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