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儒言經文錯簡者，起於劉向之校《尚書》（見《漢書·藝文誌》），猶有古文可據也。疑經文脫簡者，始於鄭玄之注《玉藻》（見《禮記注》），然尤不敢移其次第也。至北宋以後，始各以己意改古書。有所不通，輒言錯簡，六經幾無完本。餘波所漸，遂及叢林。於是《六祖壇經》，有言其錯簡者，則移其次第；有言其脫簡者，則以他書補入。餘以正德舊刻本校之，其竄亂之跡，尚未盡泯也。大凡古書之傳於今者類如此，不獨《壇經》為然。而餘又考《壇經》之所傳述者，即釋迦佛在靈山會上付與初祖大迦葉之正法眼藏也。由初祖傳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始來中國，是為東土初祖。又傳五代至弘忍大師，凡三十有二祖，皆密密相傳，以一傳一，餘人不能得其法。自忍大師傳法於六祖，六祖遂廣傳其法於天下。其門人又詳敘之而為《壇經》，即今之所傳者是也。其淵源遠有端緒如此。
餘獨怪《壇經》為宗門切要之書，自唐以來千二百餘年間，未見有人為之注者，何也？豈視為淺近易曉，人人可以盡解耶？抑道在心悟，不在文字，我宗門下客，不必求知求解耶？夫以指指月，指本非月；非馬喻馬，馬非非馬。指與非馬，猶之文字，借指可以見月，借非馬可以明馬；猶之借文字可以通經義，通經義可以明心見性。故文字為傳道之器，得道則其器可投；文字如渡海之筏，到岸則其筏可舍。若未到岸、未得道之時，文字究不可以不求甚解。此《壇經》之所以不可無箋注也。雖然，注書之難，自古言之。漢儒注經，必引會數經，勘契密合，而後下筆。不第時代近古，多得遺聞而已。魏晉以降，儒者不遵師說，意主穿鑿附會，漢學於是浸廢矣。其後如杜征南之注《左氏傳》，顏秘書之注《兩漢書》，雖瞻博絕世，猶有摘其舛駁者。徐無黨注《五代史》，寥寥數語，其於大義，毫無補益勿論矣。惟裴鬆之之注《三國誌》，劉孝標之注《世說新語》，酈道元之注《水經》，皆能補原書所不載，其辭又雅馴，頗見魏晉風軌。李善之注《文選》，止引經史，不釋述作意義，東坡嚐稱之，而詆五臣注為荒陋。凡此皆可為箋注家之鑒戒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