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個文明國家統一久了以後，要漸漸的變成隻剩了一個最高的文化中心點，不管這個國家多麽大。若是一個大國家中最高的文化中心點不止一個時，便要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也許是由於政治的中心點和經濟的中心點不在一處，例如明清兩代之吳會；也許是由於原舊國家的關係，例如羅馬帝國之有亞曆山大城，胡元帝國之有杭州。但就通例說，統一的大國隻應有一個最高的文化中心點的。所以雖以西漢關東之富，吳梁滅後，竟不複聞類於吳苑梁朝者。雖以唐代長江流域之文化，隋煬一度之後，不聞風流文物更熾於漢皋吳會。
統一大國雖有極多便宜，然也有這個大不便宜。五季十國之亂，真是中國曆史上最不幸的一個時期了，不過也隻有在五季十國那個局麵中，南唐西蜀乃至閩地之微，都要和借亂的中朝爭文明的正統。這還就單元的國家說，若在民族的成分頗不相同的一個廣漠文明區域之內，長期的統一之後，每至消磨了各地方的特性，而減少了全部文明之富度，限製了各地各從其性之特殊發展。若當將混而未融之時，已通而猶有大別之間，應該特別發揮出些異樣的文華來。近代歐洲正是這麽一個例，或者春秋戰國中也是這樣子具體而微罷？
戰國諸子之有地方性，《論語》《孟子》《莊子》均給我們一點半點的記載，若《淮南要略》所論乃獨詳。近人有以南北混分諸子者，其說極不可通。蓋春秋時所謂“南”者，在文化史的意義上與楚全不相同（詳拙論“南國”），而中原諸國與其以南北分，毋寧以東西分，雖不中，猶差近。在永嘉喪亂之前，中國固隻有東西之爭，無南北之爭（晉楚之爭而不決為一例外）。所以現在論到諸子之地方性，但以國別為限不以南北西東等泛詞為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