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書之文辭，是絕大創作，當無異論。雖方望溪、姚姬傳輩，以所謂桐城義法解之，但識碔砆，竟忘和璧，不免大煞風景，然而子長文辭究不能為此種陋說所掩。今不談文學，但談史學，子長之為奇才，有三端焉：
一、整齊殊國紀年。此雖有春秋為之前驅，然彼仍是一國之史，若列國所記，則各於其黨，“欲一觀諸要難”（《十二諸侯表》中語）。年代學（chronology）乃近代史學之大貢獻，古代列國並立，紀年全不統一，子長獨感其難，以為十二諸侯六國各表，此史學之絕大創作也。我國人習於紀年精詳之史，不感覺此功之大，若一察希臘年代學未經近代人整理以前之狀態，或目下印度史之年代問題，然後知是表之作，實史學思想之大成熟也。
二、作為八書。八書今亡三篇，張晏已明言之，此外恐尚有亡佚者，即可信諸篇亦若未經殺青之功。然著史及於人事之外，至於文化之中體、樂、兵、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各為一書，斯真睹史學之全，人文之大體矣。且所記皆涉漢政（天官除外），並非承襲前人，亦非誦稱書傳，若班氏所為者。其在歐洲，至十九世紀始有如此規模之史學家也。凡上兩事，皆使吾人感覺子長創作力之大，及其對於史學觀念之真（重年代學括文化史），希臘羅馬史家斷然不到如此境界。皆緣子長並非守文之儒，章句之家，遊蹤遍九域，且是入世之人，又其職業在天官，故明習曆譜，洞徹人文。子長不下帷而成瑋著，孟堅但誦書而流遷拘，材之高下固有別矣。
三、“疑疑亦信”。能言夏禮，杞不足征，能言殷禮，宋不足征，文獻不足，闕文尚焉，若能多見闕疑，慎言其餘，斯為達也。子長於古代事每並舉異說，不雅馴者不取，有不同者並存之，其在《老子傳》雲，“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或疑其胸無倫類，其實不知宜為不知，後人據不充之材料，作逾分之斷定，豈所論於史學乎？子長蓋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