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堅敘子長所取材，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此信論也。子長實非古史家，采取詩書，並無心得。其紀五帝三代事，但求折衷六藝耳，故不雅馴者不及，然因仍師說，不聞斷製，恐譙周且笑之矣。
《史記》記事，入春秋而差豐，及戰國而較詳，至漢而成其燦然者矣。其取《國語》，固甚有別擇，非一往抄寫。《戰國策》原本今不見，今本恐是宋人補輯者（吳汝綸始為此說），故不能據以校其取舍。《楚漢春秋》止記秦楚漢之際，子長采之之外，補益必多，項劉兩紀所載，陸賈敢如是揶揄劉季乎？今核其所記漢事，誠與記秦前事判若兩書，前則“疏略牴牾”，後則“文直事核”矣。
彼自謂迄於獲麟止（元狩元年），而三王之封，固在元狩六年，已列之世家，是孟堅以《史記》迄於天漢之說差合事實。其記漢事，“不虛美，不隱惡”，固已愈後愈詳，亦複愈後愈見其別擇與文采。若八書之作，子長最偉大處所在，所記亦漢事也。又子長問故當朝，遊跡遍九域，故者未及詳考，新者乃以行旅多得傳聞。以調查為史，亦今史之方，非古史之術。蓋耳聞之古史，隻是神話，耳聞之近事，乃可據以考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