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諸子並興是不是起於春秋戰國之際？近代經學家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觀念大別有兩類：
一類以為孔子有絕大的創作力，以前樸陋得很，江永、孔廣森和好些今文學家都頗這樣講；而極端例是康有為，幾乎以為孔子以前的東西都是孔子想像的話，諸子之說，皆創於晚周。
一類以為至少西周的文化已經極高，孔子不過述而不作，周公原是大聖，諸子之說皆有很長的淵源，戴震等乾嘉間大師每如此想，而在後來代表這一說之極端者為章炳麟。
假如我們不是在那裏爭今古文的門戶，理當感覺到事情不能如此簡單。九流出於王官，晚周文明隻等於周公製作之散失之一說，雖絕對不可通；然若西周春秋時代文化不高，孔老戰國諸子更無從憑借以生其思想。
我們現在關於西周的事知道的太不多了，直接的材料隻有若幹金文，間接的材料隻有《詩》《書》兩部和些不相幹的零碎，所以若想斷定西周時的文化有幾多高，在物質的方麵還可盼望後來的考古學有大成功，在社會人文方麵恐怕竟要絕望於天地之間了。
但西周晚年以及春秋全世，若不是有很高的人文，很細的社會組織，很奢侈的朝廷，很繁豐的訓典，則直接春秋時代而生之諸子學說，如《論語》中之“人情”，《老子》中之“世故”，《墨子》之向衰敗的文化奮抗，《莊子》之把人間世看作無可奈何，皆都若無所附麗。
在春秋戰國間書中，無論是述說朝士典言的《國語》（《左傳》在內），或是記載個人思想的《論語》，或是把深刻的觀察合著沉鬱的感情的《老子》五千言，都隻能生在一個長久發達的文化之後，周密繁豐的人文之中。且以希臘為喻，希臘固是一個新民族，在他的盛時一切思想家並起，仿佛像是前無古人者。然近代東方學發達之後，希臘人文承受於東方及埃及之事件愈現愈多，並非無因而光大，在現在已全無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