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者，劫灰中之燼餘也。據此燼餘，若幹輪廓有時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為不有，以或然為必然，既遠邏輯之戒律，又蔽事實之概觀，誠不可以為術也。
今日固當據可知者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然若以或然為必然，則自陷矣。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假如洹上之跡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則十年前流行之說，如“殷文化甚低”，“尚在遊牧時代”，“或不脫石器時代”，“殷本紀世係為虛造”等等見解，在今日容猶在暢行中，持論者雖無以自明，反對者亦無術在正麵指示其非是。
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於殷禮”者如何，則“殷因於夏體”者，不特不能斷其必無，且更當以殷之可借考古學自“神話”中入於曆史為例，設定其為必有矣。
夏代之政治社會已演進至如何階段，非本文所能試論，然夏後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頗高，而為殷人所承之諸係文化最要一脈，則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
殷商文化今日可據遺物遺文推知者，不特不得謂之原始，且不得謂之單純，乃集合若幹文化係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廣甚久之背景可知也。即以文字論，中國古文字之最早發端容許不在中土，然能身初步符號進至甲骨文字中之六書具備係統，而適應於諸夏語言之用，決非二三百年所能達也。
以銅器論，青銅器製造之最早發端固無理由加之中土，然製作程度與數量能如殷墟所表見者，必在中國境內有長期之演進，然後大量銅錫礦石來源之路線得以開發，資料得以積聚，技術及本地色彩得以演進，此又非短期所能至也。
此兩者最易為人覺其導源西方，猶且如是，然則殷墟文化之前身，必在中國東西地方發展若幹世紀，始能有此大觀，可以無疑。因其事事物物皆表見明確的中國色彩，絕不與西方者混淆，知其在神州土上演化長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