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一部書之值得研究處，大致可分為四個意義。
(第一，《史記》是讀古書治古學的門徑，我們讀漢武帝以前之遺文，沒有一書不用把他來作參考。他自己既是一部金聲玉振的集大成書，又是一部很有別擇力的書，更是一部能夠多見闕疑，並存異說的書，且是漢武帝時代的一部書，還沒有被著後來治古文學者一套的“響壁虛造”之空氣，雖然為劉子駿等改了又改，確已引行了很多“響壁虛造”去，究竟因矛盾可見其增改，又已早為劉申受等所識破。在恰好的時代，以壯大的才力，寫了這一部集合他當年所及見一切書的書，在現在竟作了我們治古學之入門了。
(第二，《史記》研究可以為治古書之訓練，將《史記》和經傳子籍參校，可以做出許多有意義的工夫。且《史記》一書為後人補了又補，改了又改，因此出了許多考證學的問題，拿來試作若幹，引人深思遠想。
(第三，太史公既有大綜合力，以整齊異說，又有獨到的創見，文詞星曆，綜於一人，八書貨殖諸傳之作，竟合近代史體，非希臘羅馬史學家所能比擬，所以在史學上建樹一個不朽的華表，在文詞上留給後人一個偉壯的製作，為《史記》研究史記，也真值得。
(第四，史記作於漢武時，記事迄於天漢（考詳後）。武帝時代正是中國文化史政治史上一個極重要的時代，有他這一部書，為當年若幹事作含譏帶諷的證據，我們借得不少知識。
然而《史記》不是容易研究的書，所有困難，大概可以別為三類：
(第一，太史公書百三十篇，當他生時本未必已寫定本，“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惲又遭戮，同產棄市。其後褚少孫等若幹人補之，劉歆等若幹人改之，楊終等刪之，至於唐時，已經無數轉改，現在竟成古籍中最紊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