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一書不可盡據，今本自《親士》至《三辯》七篇宋人題作經者，雖《所染》與呂子合，《三辯》為《非樂》餘義，《法儀》為《天誌》餘義，《七患》《辭過》為《節用》餘義（皆孫仲容說），大體實甚駁難。《修身》一篇全是儒家語，《親士》下半為老子作注解，蓋漢人之書也。《經》上下《經說》上下，自為一種學問，不關上說下教之義。《大取》至《公輸》七篇，可稱墨家雜篇，其多精義一如《莊子·雜篇》之於《莊子》全書。若其教義大綱之所在，皆含於尚賢至非儒二十四篇中，據此可識墨義之宗宰矣。
讀《墨子》書者，總覺其宗教彩色甚濃，此自是極確定之事實，然其辯證之口氣有時轉比儒家更近於功利主義。《墨子》辯證之方式有所謂三表者，其詞曰：
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三表也。”（非命上）
“本之”即荀子所謂“持之有故”，“原之”即荀子所謂“言之成理”，前者舉傳訓以為證，後者舉事理以為說。至於“用之”，則純是功利論之口氣，謂如此如此乃是國家百姓萬人之大利也。孔子以為自古皆有死，孟子以為舍生而取義，皆有宗教家行其所是之風度，墨子乃沾沾言利，言之不已，雖其所謂利非私利，而為萬民之公利，然固不似孟子之譬頭痛絕此一名詞也。其尤甚者，墨子以為鬼縱無有，亦必須假定其有，然後萬民得利焉。
雖使鬼神請（誠）無，此猶可以合歡聚眾，取親於鄉裏。
此則儼然服而德氏之說，雖使上帝誠無，亦須假設一個上帝。此雖設辯之詞，然嚴肅之宗教家不許如此也。甚矣中國人思想中功利主義之深固，雖墨家亦如此也。然此中亦有故，當時墨家務反孔子，而儒家自始標榜“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故墨子乃立小人之喻以為(第三表，且於三表中辭說最多焉，墨子固以儒家此等言辭為偽善者也。孟子又務反墨說，乃並此一名詞亦排斥之。此節雖小，足征晚周諸子務求相勝，甲曰日自東出，乙必曰日自西出，而為東西者作一新界說，或為方位作一新解，以成其論。識此則晚周諸子說如何相反相生，有時可得其隱微，而墨子之非命論與儒如何關係，亦可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