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戰國墨家反儒學之先，要問戰國儒家究竟是怎個樣子。這題目是很難答的，因為現存的早年儒家書，如《荀子》《禮記》，很難分那些是晚周，那些是初漢，《史記》一部書中的儒家史材料也吃這個虧。隻有《孟子》一部書純粹，然孟子又是一個“辯士”，書中儒家史料真少。在這些情形之下，戰國儒家之分合，韓非所謂八派之差異，竟是不能考的問題。但他家攻擊儒者的話中，反要存些史料，雖然敵人之口不可靠，但攻擊人者無的放矢，非特無補，反而自尋無趣；所以《墨子》《莊子》等書中非儒的話，總有著落，是很耐人尋思的。
關於戰國儒者事，有三件事可以說幾句：
一、儒者確曾製禮作樂，雖不全是一個宗教的組織，卻也是自成組織，自有法守。三年之喪並非古製，實是儒者之製，而儒者私居演禮習樂，到太史公時還在魯國曆曆見之。這樣的組織，正是開墨子創教的先河，而是和戰國時一切辯士之諸子全不同的。
二、儒者在魯國根深蒂固，竟成通國的宗教。儒者一至他國，則因其地而變，在魯卻能保持較純淨的正統，至漢而多傳經容禮之士。所以在魯之儒始終為專名，一切散在列國之號為儒者，其中實無所不有，幾乎使人疑儒乃一切子家之通名。
三、儒者之禮雲樂雲，弄到普及之後，隻成了個樣子主義mannerism，全沒有精神，有時竟像詐偽。荀卿在那裏罵賤儒，罵自己的同類，也不免罵他們隻講樣子，不管事作。《莊子·外物篇》中(第一段形容得尤其好：
儒以詩禮發塚。（王先謙雲“求詩禮發古塚”，此解非是。下文雲，大儒臚傳，小儒述詩，猶雲以詩禮之態發塚。郭注雲：“詩禮者，先王之陳跡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跡不足恃也。”此解亦謂以詩禮發塚，非謂求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食珠為？’”接其鬢，其頻，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