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次，吾儕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於客觀性質的曆史。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的作用——攙以他項目的，而絕不願為純客觀的研究。例如文學，歐人自希臘以來，即有“為文學而治文學”之觀念。我國不然，必日因文見道。道其目的，而文則其手段也。結果則不誠無物，道與文兩敗而俱傷。惟史亦然：從不肯為曆史而治曆史，而必侈懸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經世”等；一切史跡，則以供吾目的之芻狗而已。其結果必至強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墜地。此惡習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無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傳世最古之史書也。宋儒謂其“寓褒貶，別善惡”；漢儒謂其“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兩說孰當，且勿深論。要之，孔子作《春秋》，別有目的，而所記史事，不過借作手段，此無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麵有何等價值，此屬別問題；若作史而宗之，則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魯君之見弑者四（隱公，閔公，子般，子惡），見逐者一（昭公），見戕於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見其文，孔子之徒，猶雲“魯之君臣未嚐相弑”。（《禮記》明堂位文）又如狄滅衛，此何等大事，因掩齊桓公之恥，則削而不書（看閑二年《穀梁傳》“狄滅衛”條下）。晉侯傳見周天子，此何等大變，因不願暴晉文公之惡，則書而變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條下《左傳》及《公羊傳》）。諸如此類，徒以有“為親賢諱”之一主觀的目的，遂不惜顛倒事實以就之。又如《春秋》記杞伯姬事前後凡十餘條，以全部不滿萬七千字之書，安能為一婦人去分爾許篇幅，則亦日借以獎厲貞節而已。其他記載之不實，不盡，不均，類此者尚難悉數。故漢代今文經師，謂《春秋》乃經而非史，吾儕不得不宗信之。蓋《春秋》而果為史者，則豈惟如王安石所譏斷爛朝報，恐其穢乃不滅魏收矣。顧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爾許微言大義，何妨別著一書，而必淆亂曆史上事實以惑後人，而其義亦隨之而晦也。自爾以後，陳陳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篤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儕常有“信書不如無書”之歎。如歐陽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鑒綱目》，其代表也。鄭樵之言曰：“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章，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通誌》總序）此言可謂痛切。夫史之性質，與其他學術有異；欲為純客觀的史，是否事實上所能辦到，吾猶未敢言。雖然，吾儕有誌史學者，終不可不以此自勉；務持鑒空衡平之態度，極忠實以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當如格林威爾所雲“畫我須是我”。當如醫者之解剖，奏刀砉砉，而無所謂惻隱之念擾我心曲也。乃至對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辭，亦當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國民之自覺，然真自覺者決不自欺，欲以自覺覺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為今後作史者，宜於可能的範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夫然後有信史，有信史然後有良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