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平有屢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學子叩吾以治國史宜讀何書，輒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對。試思吾舍《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三通》等書外，更何術以應此問？然在今日百學待治之世界，而讀此浩瀚古籍，是否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許姑且勿論，尤當問費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幾？吾儕欲知吾祖宗所作事業，是否求之於此而已足？豈惟僅此不足，恐雖遍讀《隋唐誌》、《明史》……等所著錄之十數萬卷，猶之不足也。夫舊史既不可得遍讀，即遍讀之亦不能養吾欲而給吾求，則惟有相率於不讀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國史學將完全被驅出於學問圈外。夫使一國國民而可以無需國史的智識，夫複何言。而不然者，則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問題矣。
吾前嚐言著書須問將以供何等人之讀，今請申言此義：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讀，蓋屬疑問。觀孔子欲得諸國史，求之甚艱，而魏史乃瘞諸汲塚中，雖不敢謂其必禁傳讀，要之其目的在珍襲於秘府，而不在廣布於公眾，殆可斷言。後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儕在今日，尚無《清史》可讀，此尤舊史半帶秘密性之一證也。私家之史，自是為供讀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讀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蓋以供當時貴族中為人臣子者之讀也。司馬光《資治通鑒》，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讀。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讀，則吾既言之矣。司馬遷《史記》，自言“藏諸名山，傳與其人”，蓋將以供後世少數學者之讀也。自餘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讀者皆求諸祿仕之家與好古績學專門之士。夫著作家必針對讀者以求獲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緣讀者不同，而書之精神及其內容組織亦隨而不同，理固然也。讀者在祿仕之家，則其書宜為專製帝王養成忠順之臣民；讀者在績學專門之士，則其書不妨浩瀚雜博奧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此兩種讀者中，其對於人生日用飲食之常識的史跡，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民眾自發自進的事業，或反為其所厭忌。質而言之，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客皆限於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智識階級。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類之史，在前代或為其所甚需要。非此無以保社會之結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潰滅。雖然，此種需要，在今日早已過去，而保存之則惟增其毒。在今日惟個性圓滿發達之民，自進而為種族上，地域上，職業上之團結互助，夫然後可以生存於世界而求有所貢獻。而曆史其物，即以養成人類此種性習為職誌。今之史家，常常念吾書之讀者與彼遷記光鑒之讀者絕不同倫，而矢忠覃精以善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無罪於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