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傳體中有書誌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製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代為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苟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誌，有誌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於是乎有統括史誌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其書“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李翰序文）此實史誌著作之一進化也。其後元馬端臨仿之作《文獻通考》，雖篇目較繁備，征引較雜博；然無別識，無通裁（章學誠《文史通義》評彼書語），僅便翻檢而已。
有《通鑒》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製通，正史斷代之不便，矯正過半矣，然猶未盡也。梁武帝敕吳均等作《通史》，上自漢之太初，下終齊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遷書，厥意甚盛。但其書久佚，無從批評。劉知幾譏其蕪累，謂“使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鄭樵生左馬千歲之後，奮高掌，邁遠蹠，以作《通誌》，可謂豪傑之士也，其《自序》抨擊班固以下斷代之弊，語語皆中竅要。清章學誠益助樵張目。嚐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鄭氏《通誌》，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諸子之意，寓於史裁。”（《文史通義·釋通篇》）其所以推獎者至矣。吾儕固深讚鄭章之論，認《通史》之修為不可以已；其於樵之別裁精鑒，亦所心折。雖然，吾儕讀《通誌》一書，除二十略外，竟不能發見其有何等價值。意者仍所謂“寧習本書怠窺錄”者耶？樵雖抱宏願，然終是向司馬遷圈中討生活。鬆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敗，宜也。然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競天之一彗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