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遷之年代，後左丘約四百年。此四百年間之中國社會，譬之於水，其猶經百川競流波瀾壯闊以後，乃匯為湖泊，恬波不揚。民族則由分展而趨統一；政治則革閥族而歸獨裁；學術則倦貢新而思竺舊。而遷之《史記》，則作於其間。遷之先，既世為周史官；遷襲父談業，為漢太史；其學蓋有所受。遷之自言曰：“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蓋遷實欲建設一曆史哲學，而借事實以為發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況，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舊史官紀事實而無目的，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其懷抱深遠之目的，而又忠勤於事實者，惟遷為兼之。遷書取材於《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以事係年，取則於《春秋》；其八書詳紀政製，蛻形於《尚書》；其十表稽牒作譜，印範於《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也。諸體雖非皆遷所自創，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而各盡其用此足征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之妙也。班固述劉向揚雄之言，謂“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漢書》本傳讚。）鄭樵謂“自《春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通誌·總序》）諒矣。其最異於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為本位故其書廁諸世界著作之林，其價值乃頗類布爾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後，（布爾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後人或能譏彈遷書；然遷書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來所謂正史者，莫能越其範圍。豈後人創作力不逮古耶？抑遷自有其不朽者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