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點獨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貴也很有關係。一直到清代，國史館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編修兼任。翰林院是極清貴的地方，人才也極精華之選。平常人稱翰林為太史，一麵尊敬，一麵也就表示這種關係。一個國家，以如此地位，妙選人才以充其選，其尊貴為外國所無。科學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學中最清貴的是太史，可以說以全國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獨立的資格，地位又極尊嚴，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這是中國史學所以發達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國以後就糟了！自史佚以來未曾中斷的機關，到現在卻沒有了！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以國史館總裁位置王壬秋，其實並不曾開館。後來就讓北京大學吞並了一次，最近又附屬於國務院，改名國史編纂處。獨立精神到現在消滅，是不應當的。幾千年的機關，總算保存了幾千年的史跡，雖人才有好壞，而記載無間缺。民國以來怎麽樣？單是十六年的史跡，就沒有法子詳明的知道。其故，隻因為沒有專司其責的國史館。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補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發達，而萬季野主張仍以實錄為主。史官所記固或有曲筆，私人所記又何嚐沒有曲筆？報紙在今日是史料的淵叢了，但昨天的新聞和今日矛盾，在甲軍閥勢力下的報紙和在乙軍閥勢力下的參差，你究竟相信誰來？所以作史學史到敘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講講國史館的設立，和史官獨立的精神與史官地位的尊嚴之必要。
史學史的第二部分要敘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開；到後來，仍舊多以史官兼史家。但作史學史，在史官以外，應從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學的發展。這部分資料，曆代都很少。以一種專門學問自成一家，比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後。所以《春秋》以前不會有史家，曆史學者假如要開會館找祖師，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關係。孔子雖根據魯史記作《春秋》，但參雜了很多個人意見。《春秋》若即以史為目的，固然可叫作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作史。本來，記載什麽東西，總有目的。凡作史總有目的；沒有無目的的曆史。孔子無論為哲學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們亦不能不承認他是史家。即使他以記載體裁發表政見，《春秋》仍不失為史學著作的一種。其後最昭明較著的史家，當然是《國語》、《左傳》的作者，無論他姓甚名誰，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後百年之內。這個史家是否晉史官，我們也不敢斷定。據我看，作《左氏春秋》的人不見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國家所設，比較的保守性多，創作性少；但也不敢確定。若是一個史官，則實是一個最革命的史官了。魯《春秋》和《竹書紀年》大概是同一體裁，都是史官所記，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範圍很廣，文章自出心裁，描寫史跡，帶有很濃厚的文學性質。真的史家開山祖，當然要推崇這個作者了。這作者的姓名事跡雖待考訂，而這部書的價值應該抬高。因為自這部書出現以後，史學的門徑才漸漸打開了。《史記》稱《孔子春秋》以後，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鐸氏微》，都是承風後起的。現在隻有《呂氏》、《左氏》二種，餘皆不存。那些若和《呂氏》一樣，不能說；若和《左氏》一樣，應屬史家之類。漢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陸賈，著了一部《楚漢春秋》。可惜那書不傳，不知內容怎樣？以上諸家，都脫不了《春秋》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