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劉知幾。劉知幾的特點，把曆史各種體裁分析得很精細；哪種最好，某種如何作法，都講得很詳明。他的見解雖不見得全對，但他所批評的有很大的價值。（1）史學體裁，那時雖未備，而他考釋得很完全；每種如何作法，都引出個端緒，這是他的功勞。（2）他當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於官修！由許多人合作，他感覺這很不行，應該由一個專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對於這點發揮得很透徹。（3）史料的審查，他最注重。他覺得作史的人，不單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經過很精嚴的審查才可用。他膽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懷疑的他敢懷疑。自《論語》、《孟子》及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證據來。但他不過舉例而已，未及作專書辨偽；而且他的懷疑，也許有錯誤處，不過他明白告訴我們，史事不可輕信，史料不可輕用。這是劉知幾所開最正當的路。其他工作還很多，舉其著者，有此三條。
鄭樵成績最大的：（1）告訴我們，曆史是整個的，分不開。因此，反對斷代的史，主張作通史，打破曆史跟著皇帝的觀念。曆史跟著皇帝，是不妥當的。曆史如長江大河，截不斷，要看全部。鄭樵主要工作在作《通誌》，雖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已失敗，但為後學開一門徑，也是好的。（2）他把曆史的範圍放大了許多。我們打開《二十略》一看，如六書、七音、氏族、校讎、圖譜，從來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攬在史學範圍以內。（3）他很注重圖譜，說治史非多創圖表不可。他自己做的書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創，圖雖沒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這三點是鄭樵的貢獻。
章學誠，可以說，截至現在，隻有他配說是集史學之大成的人。以後，也許有比他更大的發展。但有係統的著作，仍以《文史通義》為最後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張史學要分科。以為要作一國史尤其如中國之大，決不能單講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礎。所以他對於古代曆史的發展，不單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還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資料，要從各種方誌打底子。從前做史專注意中央政治的變遷，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製度的沿革。章學誠把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個一個地方的曆史；須合起各地方誌，才可成為真有價值的曆史。史官作史，須往各地搜羅文獻；即自己非史官，也應各把地方文獻搜羅：方誌與曆史，價值是相當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審查和別擇，因為前人已講得很清楚；他專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為史部的範圍很廣，如《六經》皆史，什麽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極易散失。所以主張中央和地方都應有保存史料的機關，中央攬總，府、州、縣，各設專員。關於這種製度和方法，他講得很精密。關於史料的總類，也有條理的駕馭。他所作的方誌，常分誌、掌故、文征三部：誌是正式的史書；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誌都依他的方法，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為保存史料的機關，須用有史學常識的人，隨時搜集史料，隨時加以審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討。至於如何別擇，如何敘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機關不相幹。關於這一點可以說是章學誠的重要主張。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這種機關，從前有所謂皇史成、實錄館，雖也可說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學誠以為不行，因為那隻能保存中央這一部分的史料。至於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機關，範圍又很大，不單保存政治史料，各種都保存，實在是章學誠的重要發明。這種辦法，在中國不過一種理想，未能實行；在外國也做不到，隻由博物院及圖書館負了一部分責任而已。章學誠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種，一層一層的上去，最高有總機關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這種畫一的章程通行起來，過去的事跡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辦法也未完備，所保存的隻是紙片，沒有一點實物，方法也不精密，我們盡可補充改正。（3）他主張，史家的著作，應令自成一家之言；什麽學問都要納到曆史方麵去；做史家的人要在曆史上有特別見解，有他自己的道術，拿來表現到曆史上：必如此，才可稱為史家，所作的吏才有永久的價值。所以關於史學意義及範圍的見解都和前人沒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單敘事，而須表現他的道術。我們看《文史通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講哲學的，此則所謂曆史哲學，為劉知幾、鄭樵所無，章學誠所獨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價值。最近德國才有幾個人講曆史哲學；若問世界上誰最先講曆史哲學，恐怕要算章學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