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國末年到漢代，許多學者不做身心修養的工夫，專做些很瑣屑的訓詁考證，要想一般人看重他們這派學問，不能不借重孔子。於是又有一種神話出現，這已是第三種了。他們因為《論語》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的話，就造出許多孔子博學的故事。後來有一種荒謬的觀念，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全因誤信孔子神話的緣故。譬如《國語》說，“吳伐越，墮會稽，獲骨馬，節專車”，本不足怪，也許那時發現了古代獸骨，但孔子決不會知道是甚麽骨，因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麵卻說孔子知道是防風氏的骨，當大禹大會諸侯於會稽時，防風氏後至，大禹把他殺了。另外還有一部書說，孔子和顏回登泰山遠望閶門，比賽眼力；顏回看了半天，才認清那裏有一個人；孔子卻一看就知道那人還騎了馬；二人下山，顏回精神委靡，頭發頓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卻沒有什麽。這一大段絕對非科學的話，也絕對非孔子的學風，自然是後來一般以博為貴的人所造的謠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諸如此類，尚不止隻有這三例，我們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張，作《孔子傳》，在正文以外，應作《附錄》或《考異》，《考異》還不很對，以《附錄》為最合宜。我們把上麵這類神話搜集起來，分部研究，辨別他從何產生，說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進傳裏，那就可貴了。
神話撇開了，還有孔子學說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敘述出來，也實在困難。工作的時候，應分二種步驟：
（一）揀取可入傳文的資料；
（二）整齊那些資料，分出條理來。
關於第一項，頭一步，就是《六經》（即《六藝》）和孔子有無關係，要不要入傳。自漢以來，都稱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作《春秋》，內中讚《易》及作《春秋》尤為要緊。因為這二種帶的哲學尤重。《詩》和《書》我不相信孔子刪過，縱有關係也不大。《儀禮》決不是周公製定的，許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經孔子的審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樂》，沒有書了，也許當時是譜，和孔子卻有密切的關係。《論語》，“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樂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記》，“《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從前的《詩》，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樂譜，援詩入樂。《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那麽孔子不哭這天一定要歌了；“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別人唱的好，他老先生還要他再來一次，還要和唱，可見興趣之濃了。從這類地方看來，大概孔子和《樂》確有關係。《易》，關係尤深，其中講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辭、爻辭發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講；《說卦》、《雜卦》、《序卦》後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說是孔子作的，無人否認；剩下的《係辭》、《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內這二種全是孔子所作，那麽大的範圍，應占《孔子傳》料的第一部，《論語》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個人看來，這樣很不妥當。《係辭》、《文言》說話太不直率，輾轉敷陳，連篇累牘，不如《論語》的質樸，最早當在孔子、孟子之間，大概是孔門後學所述。我們要作《孔子傳》，不能不下斷語。《係辭》、《文言》，裏麵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說的，沒有“子曰”的又是誰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說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個人主張，那都是孔門後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馬遷、董仲舒都很注意，以為孔子有微言大義在裹麵。孔子講內聖外王之道，《易》講內聖，《春秋》講外王，他自己也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的義到底是甚麽東西？後來解義的《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春秋繁露》到底那書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問題。宋王安石卻一味抹殺，說《春秋》是斷爛朝報，和今日的《政府公報》一樣，沒甚麽意義，這且不管，《左氏傳》晚出，最少，解《春秋》這部分是後來添上去的。《公羊傳》、《穀梁傳》大同小異，經師說是全由孔子口授下來的，為什麽又有大同小異呢？所以這些微言大義是否真是孔子傳出。還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謠，都是問題。縱使不是他們造謠，而他們自己也說是口口相傳，到西漢中葉才寫出文字的，那麽有沒有錯誤呢，有沒有加添呢，我們相信他到什麽程度呢？關於這些問題（作《孔子傳》選取《六經》的問題），各人觀察不同，所取的問題，必各不同。一種人相信《係辭》、《文言》、《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都和孔子沒有關係，隻有《論語》的大部分可信，其餘一概抹殺，這是崔東壁的態度，未免太窄了些。還有一種人不管“牛溲馬渤，敗鼓之皮”，凡是相傳是和孔子有關的書都相信，這自然太濫了，不應該。若是我作《孔子傳》，認《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係辭》、《文言》是孔門後學作的；認《春秋》的《公羊傳》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後儒所加；如何辨別，也無標準，隻好憑忠實的主觀武斷；認《詩書》是孔子教人的課本；認《禮》、《樂》同孔子有密切的關係：孔子和《六經》的關係既已確定，就可分別擇取入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