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目體是《王陽明年譜》首創的，第一行和平敘體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標一個很大的綱，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記這個綱所涵的細目。譬如綱記了某月某日宸濠反，目便記宸濠造反的詳情；綱記了是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目便記知行合一的意義。一事完了，又重新作別事的綱，繼續記別事的目也分別低一格二格。這種體例有一種困難，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綱？有綱無目，有目無綱，可以不可以？很要費斟酌。弄的不好，容易專記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綱有目，又不相稱。但我仍主張用這體，使得讀者較容易清楚；但作者須用心斟酌。
此外假使有一種人，有作年譜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確定，無法作很齊整的年譜，就可以作變體的。如司馬遷很值得作年譜，而某年生，有幾十歲，絕對的考不出。隻有些事跡遠可考知是某年作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後，雖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記出來也比沒有較好。王國維的《太史公係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馬遷一類的人很多。文學家如辛棄疾、薑夔都沒有正確完整的遺事。辛棄疾的史料還可勉強考出。對於薑夔可沒有辦法。但是他們的詞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跡，鉤稽出來，也略可推定先後。這種人的年譜，雖然作起來無首無尾，也還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變體的年譜也不可廢。
還有一種合譜，前人沒有這樣作過。合傳的範圍可以很廣，事業時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經作得很多。年譜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書內，最少也要二人的時代相同。我們看，從前有許多人同在一個環境，同做一種事業，與其替他們各作一部年譜，不如並成一部，可以省了許多筆墨，和讀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馬光年紀隻差一歲，都是政黨的領袖。皇帝同是這一個，百姓同是這一些，敵國同是金夏，官職同是最高。不過政治上的主張不同，所以一進一退，演成新派舊派之爭。我們若拿他二人作譜主，盡搜兩黨的活動事跡，在一部年譜之內，看了何等明了，何等暢快。從前作者不會想到這種體裁，所以蔡上翔隻作王荊公年譜，顧棟高隻作《司馬溫公年譜》，我們仍舊隻能得片麵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