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不錄正式的著作，而錄了許多奏疏序跋書劄。政治非朱子所長，政治的文章卻太多；學術是朱子所重，學術的文章卻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為把學術的文章放在年譜後的《論學切要語》中便已夠了，不必多錄。《論學切要語》的編法，固然不錯，但沒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讀者不知孰先孰後，看不出思想遷流的狀態，不如把論學的文章放入年譜還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質分類，沒有先後的次序。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朱子晚年的見解和陸子一致，已開出以年分的先後看思想的遷流一條大路來。雖然王陽明所認為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尚不差。王懋竑攻擊王陽明的不是，卻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證來。《朱子年譜》載的文章雖不少，但還不能詳盡，總算一件缺憾。
記載文章的體例，《顧亭林年譜》最好。整篇的文章並沒有采錄多少，卻在每年敘事既完之後，附載那年所做詩文的篇目。文集沒有，別處已見的遺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記錄出來。文體既很簡潔，又使讀者得依目錄而知文章的先後，看文集時，有莫大的方便。這種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譜後。
文學家的方麵不止一種，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學家作年譜的人不應偏取一方麵的作品。像《蘇東坡年譜》隻載詩文的篇目，沒有一語提到詞，便是不對。作者以為詞是小道，不應入年譜。其實蘇東坡的作品，詞占第一位，詩文還比不上。即使說詞不如詩文，也應該平等的記載篇目，或摘錄佳篇。現行的蘇東坡年譜不記及詞，實在是一大缺點。
曾國藩是事業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單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傳。我們很希望他的年譜，記載他的文章詩句，或詩文的篇目。現行的《曾文正公年譜》，我嫌他載官樣的文章太多，載信劄和別的文章太少。好文章盡多著，如《李恕穀墓誌銘》、《昭忠詞記》等，應該多錄，卻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