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舊有的記載把年代全記錯了的 例如陶淵明，《宋史》、《昭明太子》、《晉書》各傳，都說他年六十三，生於晉興寧三年，其實都錯了。我替他作年譜，從他的詩句裏找出好些證據，斷定他年隻五十六。生於晉鹹安二年。這麽一來，和舊有的年譜全體不同了。舊譜前數年的事，我都移後數年。這種工作，和《太史公係年考略》稍異。他用的是鉤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訂訛的工夫。前人作了不少的《陶淵明年譜》，都不會注意到此。其實無論那個譜主的生年數一錯，全部年譜都跟著錯了。此外如譜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後次序，前人的記載也不免常有錯誤，都值得後人考訂。例如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說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作的，其後有許多人說他造謠：這實是一大問題。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後，早有好年譜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後人的爭辯。專傳列傳都不能做詳細考訂工作；年譜的責任，便更重大了。
（3）舊有的記載故意誣蔑或觀察錯誤的 如《宋史·王安石傳》對於王安石的好處，一點不說，專記壞處，有些不是他的罪惡，也歸在他身上了，因為作《宋史》的人根本認他是小人。後來蔡上翔作《王荊公年譜》，把《王荊公文集》和北宋各書，關於譜主的資料，都搜輯下來，嚴密的考訂一番，詳細的記述成書。我們看了，才知道作《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敵黨了，把王安石許多重要的事跡都刪削了，單看見他的片麵，而且還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這種年譜，實有賴於考訂。倘無考訂的工夫，冒昧的依從舊有的記載，那麽，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似乎不免超過了考訂的範圍，有許多替王安石辯護的話，同時寫在考訂的話之後；辯護雖很不錯，卻和考訂的性質有點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