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代史家，或不認識他的價值，或把他的動機看錯了，因此所記的事跡，便有偏頗，不能得其真相。這類事實，史上亦很多，應該替他改正。譬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的人都把他認為極惡大罪，幾欲放在奸臣傳內，與蔡京、童貫同列。《宋史》本傳雖沒有編入奸臣一類，但是天下之惡皆歸，把金人破宋的罪名亦放在安石頭上。這不是托克托有意誣蔑他，乃是托克托修《宋史》的時候，不滿意安石的議論在社會上已很普遍了，不必再加議論，所載事跡已多不利於安石，讀者自然覺其可惡。但是我們要知道王安石絕對不是壞人，至少應當如陸象山《王荊公祠堂記》所批評，說他的新法，前人目其孳孳為利，但此種經濟之學，在當時實為要圖。朱子亦說他“剛愎誠然有之，事情應該作的”。他們對於安石的人格，大體上表示崇敬。但是《宋史》本傳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們認為有改作的必要。乾嘉時候蔡元鳳（上翔）作《王荊公年譜》專門做這種工作，體裁雖不大對，文章技術亦差，惟極力為《荊公》主張公道，這點精神卻很可取。又如，秦代開國功臣的李斯，為二世所殺，斯死不久，秦國亦亡。漢人對於秦人，因為有取而代之的關係，當然不會說他好。《史記》的《李斯傳》，令人讀之不生好感。李斯旁的文章很多，一概不登；隻登他的《諫逐客書》及《對二世書》，總不免有點史家上下其手的色彩。他的學問很好，曾經作過戰國時候第一流學者苟卿的學生；他的功業很大，創定秦代的開國規模；間接又是後代的矩範。漢代開國元勳如蕭何、曹參都不過是些刀筆小吏，因緣時會，說不上學問，更說不上建設。漢代製度，十之八九從秦代學來。後代製度，又大部分從漢代學來。所以李斯是一個大學者，又是頭一個統一時代的宰相，憑他的學問和事功，都算得曆史上的偉大人物，很值得表彰一下。不過遲至現在，史料大都湮沒，隻好將舊有資料補充補充。看漢人引用秦人製度的地方有多少。也許可以看出李斯的遺型。總之李斯的價值要從新規定一番，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