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最近之史料則最可信，此固原則也。然若過信此原則，有時亦可以陷於大誤。試舉吾經曆之兩小事為例：（一）明末大探險家、大地理學者徐霞客，卒後其摯友某為之作墓誌，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與吾友丁文江談及霞客，吾謂其曾到西藏，友謂否；吾舉墓銘文為證，友請檢《徐霞客遊記》共讀，乃知霞客雖有遊藏之誌，因病不果，從麗江折歸，越年餘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讀遊記之粗心；然為彼銘墓之摯友，粗心乃更過我，則真可異也。（二）玄奘者，我國留學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學業進步之跡，乃發心為之作年譜。吾所憑藉之資料甚富，合計殆不下二十餘種；而其最重要者，一為道宣之《續高僧傳》，二為慧立之《慈恩法師傳》，二人皆奘之親受業弟子，為其師作傳，正吾所謂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進，而愈感困難，兩傳中矛盾之點甚多，或甲誤，或乙誤，或甲乙俱誤。吾列舉若幹問題，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決者，有卒未能解決者。試舉吾所認為略已解決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徑路：——玄奘留學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實也；其歸國在貞觀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實也。然則其初出遊果在何年乎？自兩傳以及其他有關係之資料，皆雲貞觀三年八月，鹹無異辭。吾則因懷疑而研究，研究之結果，考定為貞觀元年。吾曷為忽對於三年說而起懷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為十七個年頭，本無甚可疑也；吾因讀《慈恩傳》，見奘在於闐所上表中有“貞觀三年出遊今已十七年”等語；上表年月傳雖失載，然循按上下文，確知其在貞觀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覺此語有矛盾。此為吾懷疑之出發點。從貞觀十八年上溯，所謂十七年者，若作十七個年頭解，其出遊時可雲在貞觀二年；若作滿十七年解，則應為貞觀元年。吾於是姑立元年二年之兩種假說以從事研究，吾乃將《慈恩傳》中所記行程及各地淹留歲月詳細調查。覺奘自初發長安以迄歸達於闐，最少亦須滿十六年有半之時日，乃敷分配；吾於是漸棄其二年之假說而傾向於元年之假說。雖然，現存數十種資料皆雲三年，僅恃此區區之反證而臆改之，非學者態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棄吾之假說，吾仍努力前進。吾已知奘之出遊，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無阻？吾查《續高僧傳》本傳，見有“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數語；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攙在饑民隊中，而其年之饑，實因霜災。吾乃亟查貞觀三年是否有霜災，取《新舊唐書太宗記》閱之，確無是事。於是三年說已消極的得一有力之反證。再查元年，則《新書》雲“八月，河南隴右邊州霜”，又雲“十月丁酉，以歲饑減膳”，《舊書》雲“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又雲“是歲關中饑，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確有饑荒，而成災又確由霜害，於是吾之元年說，忽積極的得一極有力之正證矣。惟《舊書》於二年複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饑”一語，《新書》則無有；不知為《舊書》誤複耶？抑兩年連遭霜災，而《新書》於二年有闕文耶？如是則二年之假說，仍有存立之餘地。吾決意再覓證據以決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見者凡三：一曰涼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葉護。吾查《大亮傳》及《高昌傳》，見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問題。及查《西突厥傳》，乃忽有意外之獲：兩書皆言葉護於貞觀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稱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書》雲：“貞觀四年俟毗可汗來請昏，太宗詔曰，突厥方亂，何以昏為。”是葉護被弑，最晚亦當在貞觀三年前。再按《慈恩傳》所記奘行程，若果以貞觀三年八月發長安者，則當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時之可汗，已為俟毗而非葉護矣。於是三年說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強有力之反證。吾猶不滿足，必欲得葉護被弑確年以為快。吾查《資治通鑒》，得之矣！貞觀二年也！吾固知《通鑒》必有所本，然終以不得之於正史，未能躊躇滿誌。吾發憤取《新舊唐書》諸蠻夷傳凡與突厥有關係之國遍縉之，卒乃在《新書·薛延陀傳》得一條雲：“值貞觀二年突厥葉護可汗見弑”，於是葉護弑年無問題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災，則無論為元年為二年為三年，皆以八月後首塗，蓋無可疑；然則非惟三年說不能成立，即二年說亦不能成立。何則？二年八月後首塗，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見葉護也。吾至是乃大樂，自覺吾之懷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虛，吾所立“玄奘貞觀元年首塗留學”之假說，殆成鐵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則何以諸書皆同出一轍，竟無歧異？然此亦易解，諸書所采同一藍本，藍本誤則悉隨之而誤矣。再問藍本何故誤？則或因逆溯十七個年頭，偶未細思，致有此失；甚至或為傳寫之訛，亦未可知也。再問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誤？則或後人據他書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為此問題，凡費三日之力，其所得結果如此。——吾知讀者必生厭矣。此本一極瑣末之問題，區區一事件三兩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曆史中無關宏旨，即在玄奘本傳中亦無關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喪誌之誚；乃複縷述千餘言以濫占本書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讀者告罪。雖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務舉例以明義而已。吾今詳述此一例，將告讀者以讀書曷為而不可以盲從。雖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傳玄奘者，其誤謬猶且如是也；其勞吾儕以鑒別猶且如是也，又將告讀者以治學當如何大無畏；雖以數十種書萬口同聲所持之說，苟不愜於吾心，不妨持異同；但能得有完證，則絕無憑藉之新說，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為善治學者，不應以問題之大小而起差別觀問題有大小，研究一問題之精神無大小學以求真而已，大固當真，小亦當真。一問題不入吾手則已，一入吾手，必鄭重忠實以赴之，夫大小豈有絕對標準，小者輕輕放過浸假而大者亦輕輕放過，則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為學者而誠欲以學餉人，則宜勿徒餉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結果，而當兼餉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結果之途徑及其進行次第；夫然後所餉者乃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誠不敢自信為善於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竊思宜擇一機會，將吾自己研究所曆之甘苦，委曲傳出，未嚐不可以為學者之一助。吾故於此處選此一小問題可以用千餘言說明無遺者，詳述吾思路所從入，與夫考證所取資，以瀆讀者之清聽。吾研究此問題所得結果雖甚微末，然不得不謂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純為前清乾嘉諸老之嚴格的考證法，亦即近代科學家所應用之歸納研究法也。讀者舉一反三，則任研究若何大問題，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與吾全書行文體例不相應；讀者恕我！吾今當循吾故軌，不更為此喋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