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列舉多數史料，凡以言史料所從出也。然此種史料，散在各處，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則不能得。又真贗錯出，非經謹嚴之抉擇，不能甄別適當。此皆更需有相當之技術焉。茲分論之。
第一 搜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見於舊史者，或無須特別之搜集；雖然，吾儕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為物，往往有單舉一事，覺其無足重輕；及匯集同類之若幹事比而觀之，則一時代之狀況可以跳活表現。此如治庭園者，孤植草花一本，無足觀也；若集千萬本，蒔以成畦，則絢爛眩目矣。又如治動物學者搜集標本，僅一枚之貝，一尾之蟬，何足以資研索；積數千萬，則所資乃無量矣。吾儕之搜集史料，正有類於是。試舉吾所曾致力之數端以為例：（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乃從《左傳·國語》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國匯而錄之，得六十餘；又從《逸周書》搜錄，得三十餘；又從《漢書·地理誌》、《水經注》搜錄，得七十餘；又從金文款識中搜錄，得九十餘；其他散見各書者尚三四十。除去重複，其夏商周古國名之可考見者，猶將三百國；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處——如山東，河南，湖北，有今之一縣而跨有古三四國之境者。試為圖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會結構之迥殊於今日，可見一斑也。（乙）吾曾欲研究中國與印度文化溝通之跡，而考論中國留學印度之人物。據常人所習知者，則前有法顯，後有玄奘，三數輩而已。吾細檢諸傳記，陸續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計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時，據慧皎之《高僧傳》，義淨之《求法傳》，得六七十人，已大喜過望；其後每讀一書，遇有此者則類而錄之，經數月乃得此數。吾因將此百八十餘人者，稽其年代籍貫，學業成績，經行路線等，為種種之統計；而中印往昔交通遺跡，與夫隋唐間學術思想變遷之故，皆可以大明。（丙）吾曾欲研究中國人種變遷混合之跡，偶見史中載有某帝某年徙某處之民若幹往某處等事，史文單詞隻句，殊不足動人注意也。既而此類事觸於吾目者屢見不一見，吾試匯而鈔之，所積已得六七十條；然猶未盡。其中徙置異族之舉較多，最古者如堯舜時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漢之遷六國豪宗以實關中。吾睹此類史跡，未嚐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雖然，就他方麵觀之，所以摶捖此數萬萬人成一民族者，其間接之力，抑亦非細矣。吾又嚐向各史傳中專調查外國籍貫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磾，突厥人之阿史那忠，於闐人之尉遲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羅順等，與夫入主中夏之諸胡之君臣苗裔，統列一表，則種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見也。（丁）吾又嚐研究六朝唐造像，見初期所造者大率為釋迦像，次期則多彌勒像，後期始漸有阿彌陀像，觀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見各時代信仰對象之異同；即印度教義之變遷，亦略可推見也。（戊）吾既因前人考據，知元代有所謂“也裏可溫”者，即指基督教，此後讀《元史》及元代碑版與夫其他雜書，每遇“也裏可溫”字樣輒乙而記之，若薈最成篇，當不下百條，試加以綜合分析，則當時基督教傳播之區域及情形，當可推得也。以上不過隨舉數端以為例。要之吾以為吾儕欲得史料，必須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經學者多已善用之，如《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等書，即其極好模範。惟史學方麵，則用者殊少。如宋洪邁之《容齋隨筆》，清趙翼之《廿二史劄記》，頗有此精神；惜其應用範圍尚狹。此種方法，恒注意於常人所不注意之處，常人向來不認為史料者，吾儕偏從此間覓出可貴之史料。欲應用此種方法，第一步，須將腦筋操練純熟，使常有銳敏的感覺每一事項至吾前，常能以奇異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別觀察之興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蘋果落地，何以奈端獨能因此而發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開水衝壺，何以瓦特獨能因此而發明蒸汽；此皆由有銳敏的感覺，施特別的觀察而已。第二步，須耐煩每遇一事項，吾認為在史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須知此種研究法，往往所勞甚多，所獲甚簡。例如吾前文所舉（甲）項，其目的不過求出一斷案日“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國家甚多”雲爾；所舉（乙）項，其目的不過求出一斷案曰“六朝唐時中國人留學印度之風甚盛”雲爾。斷案區區十數字，而研究者，動費一年數月之精力，毋乃太勞？殊不知凡學問之用科學的研究法者，皆須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學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稱為學問。且宇宙間之科學，何一非積無限辛勞以求得區區數字者？達爾文養鴿蒔果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結果不過詒吾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大字而已。然試思十九世紀學界中，若少卻此八個大字，則其情狀為何如者？我國史學界，從古以來，未曾經過科學的研究之一階段，吾儕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結果，博得將來學校曆史教科書中一句之采擇，吾願已足，此治史學者應有之覺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