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繼唐宋之後的第三個茶文化高峰，在這波瀾壯闊的茶文化複興中，閑靜有致的金沙寺僧，從普通窯器製作的沉澱泥漿中，摶其細土，加以澄煉，捏築為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夾雜在其他日用陶器的空隙中，以劃時代的意義，燒出了第一把紫砂壺。其後，明代萬曆年間的時大彬，仿照供春的款式，批量製作容量較大的紫砂壺。等他遊曆蘇州等地，遇到像陳繼儒那樣懂茶愛茶的文人，明白了茶理之後，其製壺風格為之一變，他把文人情趣滲透到壺藝裏，開始製作適於文人泡茶的小壺。並且一改金沙寺僧和龔春的“淘細土摶坯”，又在細土中混雜些石英砂顆粒，大彬壺便“不務妍媚而樸雅緊栗，妙不可思”，成為文人案頭的把玩妙品，可生人閑遠之思。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陳貞慧，是江蘇宜興人，他在《秋園雜佩》裏記載：“時壺名遠甚，即遐陬絕域猶知之。其製始於龔春，壺式古樸風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得幽野旨趣，陳貞慧一語道破了茶與紫砂壺的真正迷人之處。
明代的文人，在泉石竹下、僧寮道院、棲神物外、坐語道德中，清神出表，以瀉清臆，對紫砂壺的形製和大小提出了很高的審美標準。周高起在《陽羨茗壺係》中說：“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盡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湯力茗香，俾得團結氤氳。”周高起從紫砂壺的結構和審美上，分析了在旋瀹旋啜的飲茶過程中、紫砂壺的選擇問題，值得我們學習仿效。馮可賓《岕茶箋》中的見解，更是獨到，他說：“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後，隻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得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於他茶，亦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