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碑是“法”，拓本是“佴”，是“副”。墨家論法，有三種意義：（一）一切模範都是法（如上文所引《法儀篇》）。
（二）物事的共相可用物事的類名作代表的，也是法（看第八篇第二、三章）。
（三）國家所用來齊一百姓的法度也是法。如上文所引《墨辯》“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的話，便是指這一種齊一百姓的法度。荀子說：“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天論篇》）墨子的“尚同主義”要“壹同天下之義”，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故荀子說他偏重292“齊”字，卻忘了“畸”字，畸即是不齊。後來“別墨”論“法”字，要使依法做去的人都有一致的行動，如同一塊碑上摹下來的拓本一般；要使守法的百姓都如同法的“佴”。這種觀念正與墨子的尚同主義相同，不過墨子的尚同主義含有宗教的性質，別墨論法便沒有這種迷信了。
上文所引《墨辯》論“法”字，已把“法”的意義推廣，把 佱兩個字合成一個字。《易經？噬嗑卦？象傳》說：“先王以明罰飭法。”法與刑罰還是兩事。大概到了“別墨”時代（四世紀中葉以後），法字方才包括模範標準的意義和刑律的意義。如《尹文子》說：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
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
《尹文子》的法理學很受儒家的影響（說見上章），故他的第一種“法”，即是不變之法，近於儒家所謂天經地義。第二種“齊俗之法”指一切經驗所得或科學研究所得的通則，如“火必熱”、“圓無直”（皆見《墨辯》）等等。第三種是刑賞的法律，後人用“法”字單指這第三種（佛家所謂法，〔達摩〕不在此例）。第四種“平準之法”乃佱字本義，無論儒家、墨家、道家，都早承認這種標準的法（看《孟子？離婁篇》、（荀子？正名篇）、《墨子？法儀》、《天誌》等篇及《管子？七法篇》、《慎子》、《尹文子》等書）。當時的法理學家所主張的“法”，乃是第三種“治眾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