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來，凡簡單敘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敘多人多事，就非駢體不能提綱。以《禮記》而論，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禮》用駢體，《儀禮》卻用散體，這因事實上非如此不可的。《儀禮》中說的是起居跪拜之節，要想用駢也無從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經》用駢，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實在，散、駢各有專用，可並存而不能偏廢。凡列舉綱目的以用駢為醒目，譬如我講演“國學”列舉各項子目，也便是駢體。
秦漢以後，若司馬相如、鄒陽、枚乘等的駢文，了然可明白。他們用以序敘繁雜的事，的確是不錯。後來詔誥都用四六，判案亦有用四六的（唐宋之間，有《龍筋鳳髓判》），這真是太無謂了。
凡稱之為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隻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說他們可稱居士等等，何必稱做和尚呢？詩何以要有韻呢？這是自然的趨勢。詩歌本來脫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風韻，這種韻，可達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動物中不能言語，它們專以優美的聲調傳達彼等的感情，可見詩是必要有韻的。
“詩言誌，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這幾句話，是大家知道的。我們仔細講起來，也證明詩是必要韻的。我們更看現今戲子所唱的二黃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韻的原故。
白話記述，古時素來有的，《尚書》的詔誥全是當時的白話，漢代的手詔，差不多亦是當時的白話，經史所載更多照實寫出的《尚書？顧命篇》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一語，從前都沒能解這兩個“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始說明多一肄字，乃直寫當時病人垂危舌本強大的口吻。
《漢書》記周昌“臣期期不奉詔”、“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語，兩“期期”字也是直寫周昌口吃。但現在的白話文隻是使人易解，能曲傳真相卻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