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則《儀禮》不易誦習，故高堂生僅傳十七篇（高堂生必讀熟方能傳也）。《周禮》在孟子時已不傳，而荀子則多引之（荀子學博，遠過孟子，故能引之），然全書不可見。至漢河間獻王乃得全書，猶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尚書》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國傳之，謂之古文。此秦火後《六經》重出之大概也。
經今、古文之別有二：一，文字之不同；二，典章製度與事實之不同。何謂文字之不同？譬如《尚書》，古文篇數多，今文篇數少，今古文所同有者，文字又各殊異，其後愈說愈歧。此非伏生之過，由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立於學官，博士抱殘守缺，強不知以為知，故愈說而愈歧也。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之太史公，太史公以之參考他書，以故不但文字不同，事實亦不同矣（今文家不肯參考他書，古文家不然，太史公采《逸周書》可證也）。
何謂典章製度之不同？如《周禮》本無今文，一代典章製度，於是大備。可見七國以來傳說之語，都可不信。如“封建”一事，《周禮》謂公五百裏、侯皆四百裏、伯三百裏、子二百裏、男百裏。而孟子乃謂公侯皆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與《周禮》不合。此當依《周禮》，不當依《孟子》，以《孟子》所稱乃傳聞之辭也。漢初人不知《周禮》，文帝時命博士撰王製，即用《孟子》之說，以未見《周禮》故。此典章製度之不同也。
何謂事實之不同？如《春秋左傳》為古文，《公羊》、《轂梁》為今文。《轂梁》稱申公所傳、《公羊》稱胡毋生所傳，二家皆師弟問答之語。《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轂梁》則著錄不知在何時。今三傳不但經文有異，即事實亦不同，例亦不同。劉歆以為左氏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不同；而公羊、轂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以故，若論事實，自當信《左氏》，不當信《公》、《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