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不同，一字變成多字。古來列國分立，字由各地自造，音亦彼此互異，前已言之。今南方一縣之隔，音聲即異，況古代分裂時哉！然音雖不同，而有通轉之理。《周禮？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瞽（盲人）不能書，審音則準。“史”者史官，職主記載。“諭書名”者，汙、潢彼此不同，諭以通彼此之意也。“聽聲音”者，聽其異而知其同也。
汪汙潢湖，聲雖不同，而有轉變之理，說明其理，在先解聲音耳。如此，則四方之語可曉；否則，逾一地、越一國，非徒音不相同，字亦不能識矣。六書之有轉注，義即在此。不然，“袒裼裸裎”、“汪汙潢湖”，彼此焉能通曉？下三字與上一字，音既相同，義亦不異。此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古者方國不同，意猶相通。
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專，各地各造，倉頡采而為之總裁。後之史籀、李斯，亦匯集各處之字，成其《史籀篇》、《倉頡篇》。秦以後字書亦然，非倉頡、史籀、李斯之外，別無造字之人也。庶事日繁，文字遂多。《說文》之後，《玉篇》收兩萬字，《類篇》收五萬字，皆各人各造而編書者匯集之。後人如此，古人亦然。
許書九千字，豈叔重一人所造？亦采前人已造者耳。荀子雲：“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斯明證矣。是故，轉注在文字中乃重要之關鍵。使全國語言彼此相喻，不統一而自統一，轉注之功也。今人稱歐洲語同出羅馬，而各國音亦小異。此亦有轉注之理在。
有轉注尚有不相喻處，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當時列國赴告，均用己國通用之字，彼此未能全喻，史官或有不識之字，則闕以存疑。周全盛時，雖諸侯分立，中央政府猶有史官可以通喻；及衰，列國依然自造文字，而史官不能喻。其初不喻者闕之，其後則指不識以為識。“今亡矣夫”者，傷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