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儒黃梨洲、王船山，學問雖博，雖有興亡感慨；但黃文既不類白話，又不類語錄，又不類講章，隻可說是像批語，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說是不上軌道的。
所以文學非但要“止乎義”，還要“發乎情”。那初作文，僅有法度，並無情，用以練習則可，用以傳世則不可，仿佛習字用九宮格臨帖，是不可以留後的。
韓昌黎自以為因文生道，顧亭林對於這話有所批評。實在昌黎之文，並非無情無義，若《書張中丞傳後》，自是千古必傳的，可惜他所作碑誌太多，就多止於義不發於情的了。
蘇東坡的史論，有故意翻案的，有不必作的，和場屋（應試）文一般，也非發於情之作。古文中非無此流，比較的少一些，詩關於情更深，因為詩專以寫性情為主的。若過一處風景，即寫一詩，詩如何能佳？宋代蘇、黃的詩，就犯此病。蘇境遇不佳，詩中寫抑鬱不平的還多，而隨便應酬的詩也很多，就損失他的價值了。
唐代杜工部身遇亂世，又很窮困，詩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數，其他也不免到一處寫一首的。杜以前諸詩家，很少無情之作，即王、孟也首首有情的。至古代詩若《大風歌》、《扶風歌》全是真性情流出，一首便可傳了！
詩文二項中：文有有法無情的，也有無法有情的；詩卻有情無法少，有法無情多；近代詩雖淺鄙，但非出乎軌外。我們學文學詩，初步當然要從法上走，然後從情創出。那初步即欲文學太史公，詩學李太白的，可稱狂妄之人呢！我們還要知文學作品忌多，太多必有無情之作，不足貴了。
二三十年前，講文學，隻怕無情，不怕無義。梁任公說我是正統派，這正統派便能不背規則的。在現在有情既少，益以無義，文學衰墮極了。我們若要求進步，在今日非從“**止義”下手不可。能**止義，雖不必有超過古人之望，但詩或可超過宋以下諸詩家，文或可超過清以下諸文家！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