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輩內證於心，功夫深淺各有不同，所得見解，也彼此歧異，這也是事實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盡同，所見的理，也必不能盡同；不盡同和根源上並無不合呢！佛家內證功夫最精深，那些墮落的就專在語言文字上講了。
西洋哲學，文字雖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證之於心，一無根據，還不能到宋學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論，竟可各走極端的。這有理論無事實的學問，講習而外，一無可用了！近代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漸注重直覺，和直觀自得有些相近了。
總之，講哲理決不可像天文家講日與地球的距離一樣，測成某距離為已精確了。因為日的距離，是事實上絕不能量，隻能用理論推測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應該覺得的。所以，不能直觀自得，並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學不能直觀自得便不能進步。
文學如何能求進步？我以為要“**止義”。何為**止義？如下述：“**止義”一語，出於《詩序》。彼所謂“情”是喜怒哀樂的“情”，所謂“義”是禮義的“義”。我引這語是把彼的意義再推廣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義”就是“作文的法度”。
桐城派的文章，並非沒有法度，但我們細讀一過，總覺得無味，這便因他們的文，雖止乎義，卻非發乎情。他們所作遊記論文，也不過試試自己的筆墨罷了。
王漁洋的詩，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興趣，也因他偶到一處，即作一詩，仿佛日記一般，並非有所為而作的。清初侯方域、魏叔子以明代遺民，心有不平，發於文章，非無感情，但又絕無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