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除文學不能有絕對的完成外，其餘的到了清代，已漸漸告成，告一結束。清末諸儒，若曾國藩、張之洞輩都以為一切學問，已被前人說盡，到了清代，可說是登峰造極，後人隻好追隨其後，絕不再能超過了。
我以為後人僅欲得國學中的普通學識，則能夠研究前人所已發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學問，怕還不足罷！即以“考據”而論，清代成就雖多，我們依著他們的成規，引而伸之，也還可以求得許多的知識。在他們的成規以外，未始沒有別的途徑可尋，那蘊蓄著未開辟的精金正多呢！
總之，我們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著古人所發明的於我未足，即依律引伸，也非我願，必須別創新律，高出古人才滿足心願。這便是進步之機。
我對於國學求進步之點有三：
一、經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
二、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
三、文學，以**止義求進步。——畢竟講來，文學要求進步，恐怕難能呢？
清代治經學較曆代為尤精，我在講經學之派別時已經講過。我們就舊有成規再加講討，原也是個方法。不過“溫故知新”僅“足以為師”，不足語於進步。我們治經必須比類知原，才有進步。因前人治經，若宋、明的講大體，未免流於臆測妄斷；若清代的訂訓詁，又僅求一字的妥當，一句的講明，一製的考明，“擘績補苴”，不甚得大體。我們生在清後，那經典上的疑難，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讓我們融會貫通再講大體了。
從根本上講，經史是絕不可以分的。經是古代的曆史，也可以說是斷代史。我們治史，當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斷代的史，才有效果，若專治斷代史，效果是很微細的。治經，不先治通史，治經不和通史融通，其弊與專治斷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張比類求原，以求經史的融會，以謀經學的進步。如何是比類求原？待我說來！經典中的《尚書》、《春秋》，是後代“編年”、“紀傳”兩體之先源。劉知幾曾說“紀傳”是源於《尚書》，“編年”是源於《春秋》。章學誠也曾說後代諸史皆本於《春秋》。這二人主張雖不同，我們考諸事實，諸史也不盡同於《尚書》、《春秋》，而諸史濫觴於彼，是毫無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