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詩，更打破唐詩的規模，有時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隨便了。王荊公愛講詩律，但他的詩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說：“上句用漢書，下句也要用漢書的。”（按原話為：“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見《石林詩話》）自此大方氣象全失；我們讀宋祁“何言漢樸學（見《漢書》），反似楚技官（見《史記？吳起傳》）”之句，再看王維“正法調狂象（見佛法），玄言問老龍（見《莊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詩話很多，無一不深中此病。唯《滄浪詩話》和眾不同，他說“詩有別才，不關學也；詩有別趣，不關理也”。此種卓見，可掃宋人的習氣了。
南宋陸放翁含北宋習氣也很深，唯有範石湖、劉後村自有氣度，與眾不同。黃山穀出，開江西詩派之源。黃上學老杜，開場兩句必對仗，是他們的規律，這一派詩無足取。
元、明、清三代詩甚衰，一無足取。高青邱的詩失之靡靡，七子的詩失之空門麵，王漁洋、朱彝尊的詩失之典澤過濃，到了翁方綱以考據入詩，洪亮吉愛對仗，更不成詩。其間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項背。洪亮吉最賞識“足以烏孫塗上繭，頭幾黃祖座中梟”二句，我們讀了隻作三日嘔！
詩至清末，窮極矣。窮則變，變則通；我們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墮落。所謂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所謂向下墮落就是近代的白話詩，諸君將何取何從？提倡白話詩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如要訪祖，我可請出來。
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兒子史朝義，稱懷王，有一天他高興起來，也詠一首櫻桃的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那時有人勸他，把末兩句上下對掉，作為“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便與“一半青，一半黃”押韻。他怫然道：“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話詩的主張，他也何妨說：“何必用韻呢？”這也可算白話詩的始祖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