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元稹說他高於李，因為杜立排律之體為李所不及的。據我看來，李詩是成線的，杜詩是成麵的，杜詩可說是和“賦”有些相像，必要說杜勝於李，卻仍不敢讚同。並且自杜詩開今，流於典故的堆疊，自然的氣度也漸漸遺失，為功為罪，未可定論！至於杜的古詩，和古人也相去不遠，隻排律一體，是由他首創，“子美別開新世界”，就是這麽一個世界罷！
在杜以前諸詩家，除顏延之而外，沒有一個以多用書為貴的，自杜以後，才非用典故，不能誇示於人。或者後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飾，可掩了自己的短處！正如天然體態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於脂粉，那些體態不甚美的，非借此不可了。昌黎的詩，習杜之遺風，更愛用典故，並愛用難識的字，每況愈下了，但自然之風尚存，所以得列於詩林。
韋應物、柳宗元兩家，和昌黎雖同時，而作品大不相同。他們有王、孟氣味，很自然平淡的。我們竟可以說柳的文和詩截然不同。同時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別家不同。他們隨便下筆，說幾句民情，有《小雅》的風趣，他們所以見稱也以此。
晚唐溫庭筠、李義山兩家愛講對仗，和杜甫愛典故是一樣的結合，便成宋代的詩風。“西昆體”染此風甚深，所以宋代詩話，專在這些地方留意。
宋初歐陽修、梅聖俞對於西昆體很反對，但歐陽修愛奇異的詩句，如“水泥行郭索（這句是詠蟹，“郭索”兩字見揚子《太玄經》），雲木叫鉤輈（這句是詠鳩，“鉤輈”兩字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卻大加讚賞，和他的論文，大相抵觸的。梅聖俞的詩，開考古之源，和古人詠古的詩，又大不相同了。總之，宋人的詩，是合“好對仗，引奇字，考據”三點而成，以此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