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篇以後直至秦代，無詩可見。一到漢初，詩便出來了。漢高祖《大風歌》、項羽《虞兮歌》，可說是獨創的詩。此後五言詩的始祖，當然要推《古詩十九首》。這十九首中據《玉台新詠》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見這詩是西漢的產品。
至蘇武、李陵贈答之詩，有人疑是東漢時托擬的。這種五言詩多言情，是繼四言詩而起的，因為四言詩至三百篇而至矣盡矣，以後繼作，都不能比美，漢時雖有四言詩，若韋孟之流，才氣都不及，我們總覺得很淡泊。至碑銘之類（嶧山碑等）又是和頌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勢非變不可，而五言代出。
漢代雅已不可見，《郊祀歌》之流，和頌實相類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後頌為用甚濫，碑銘稱“頌”，也是很多的。
漢代文人能為賦未必能以詩名，枚乘以詩長，他的賦卻也不甚著稱。東漢一代，也沒有卓異的詩家，若班固等，我們隻能說是平凡的詩家。
繼十九首而振詩風，當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擬《詩經》，獨具氣魄，其他五言七言諸詩，雖不能如十九首的衝淡，但色味深厚，讀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陳思王的詩，也各有所長，同時劉楨、王粲輩畢竟不能和他們並駕。鍾嶸《詩品》評古詩十九首說是“一字千金”，我們對於曹氏父子的詩，也可以這樣說他，真所謂：“其氣可以抗浮雲，其誠可以比金石。”
語曰：“在心為誌，發言為詩。”可見詩是發於性情。三國以前的詩，都從真性情流出，我們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們的好處，是無句不佳無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後，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後，阮籍以《詠懷詩》聞於世。他本好清談，但所作的詩，一些也沒有這種氣昧。《詩品》稱阮詩出於《離騷》，真是探源之論，不過陳思王的詩，也出自《離騷》，阮的詩還不能如他一般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