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兩朝，變亂很多，大家都感到痛苦，厭世主義因此產生。當時儒家迂腐為人所厭，魏文帝輩又歡喜援引堯、舜，竟要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賢”便“非堯、舜，薄湯、武”了。七賢中嵇康、阮籍輩的主張和哲學沒有關係，隻何晏、王弼的主張含些哲學。何晏說“聖人無情”，王弼說“聖人茂於人者神明，同於人者五情”，這是兩個重要的見解。郭象承何晏之說以解莊子，他說：“子哭之劫，在孔子也不過人哭亦哭，並非有情的。”據他的見解，聖人竟是木頭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習“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習“大乘”未達到成佛的地位，依舊有七情。
自魏晉至六朝，其間佛法入中國，當時治經者極少，遠公是治經的大師。他非但有功佛法，並且講《毛詩》、《儀禮》極精，後來治經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國，所以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極大原因：學者覺得儒家太淺薄，因此棄儒習老、莊，而老、莊之學又太無禮法規則，彼此都感到不安。佛法合乎老、莊，又不猖狂，適合脾胃，大家認為非此無可求了。當時《弘明集》治佛法，多取佛法和老、莊相引證。才高的人，都歸入此道，猖狂之風漸熄。
曆觀中國古代，在太平安寧之時，治哲學的極少，等到亂世，才有人研究。隋唐統一天下，講哲理的隻有和尚，並且門戶之見很深，和儒家更不相容。唐代讀書人極不願意研究，才高的都出家做和尚去了。我們在這一代中，隻能在文人中指出三人，一、韓昌黎，二、柳子厚，三、李翱。韓昌黎見道不明，《原道》一篇，對於釋、老隻有武斷的駁斥。柳子厚較韓稍高，他以為天是無知的。李翱（韓昌黎的侄親）是最有學識的文人，他著《複性篇》說，“齋戒其心，未離乎情；知本無所思，則動靜皆離”，和禪宗很近了。李後來事藥山，韓後來事大顛，李和藥山是意氣相投，韓貶潮州以後，意氣頹唐，是不得已而習佛法的。韓習佛法，外麵還不肯直認，和朋友通信，還說佛法外形骸是他所同意的。儒家為自己的體麵計，往往諱言韓事大顛，豈不可笑！實在韓自貶潮州以後，人格就墮落，上表請封禪，就是獻媚之舉，和揚雄獻《符命》有什麽區別呢？大顛對於韓請封禪一事，曾說：“瘡痍未起，安請封禪！”韓的內幕又被揭穿，所以韓對於大顛從而不敢違。韓對於死生利祿之念，刻刻不忘：登華山大哭，作《送窮文》，是真正的證據。韓、柳、李而外，王維、白居易也信佛，但主張難以考見，因為他們並不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