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論政，不能無所根據。漢人言通經致用，當時經史未分，史即《春秋》家言也。至漢末而史籍始漸多矣。西漢時，士皆從師受經，而史籍則罕有講授者。蓋經籍公開，史籍不公開也。《漢書》東平思王宇上疏求《太史公書》，王鳳言《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至東漢則史籍漸不秘密，故孫權勉呂蒙涉獵往事，自謂少時曆《詩》、《書》、《禮記》、《左傳》、《國語》，唯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因勸蒙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所謂三史者，《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也。
蒙本不讀書，自聞權言，篤誌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屈，因拊蒙背，稱其非複吳下阿蒙。於此可見東漢以來，漸多讀史者矣。劉備從盧植受《禮記》，終身不忘。而遺詔則以《漢書》、《禮記》並舉，旁及諸子、《六韜》、《商君書》。然劉本經生，未遑研精史籍。若諸葛亮則是法家，蜀人好史籍者，固不若吳人之眾也。
經者古史，史即新經。遠古之事，或不盡適用於今。事愈近者，愈切實用，荀子所謂法後王也。自漢以後，秉國政者，無不參用經史，以致治平。至王安石乃自以為湛深經學，不好讀史，且複劫持人以不必讀史，目《春秋》為斷爛朝報，其流弊卒至京悖之誤國。然當時理學家亦以為王者致治不須讀史，如謝良佐初造程明道，對明道舉史事不遺一字，明道謂之玩物喪誌。謝麵赤汗流，自是不複言史。
司馬光薨於位，適郊天慶成之後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之，程伊川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也。”蘇子瞻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製禮也。”眾皆大笑。伊川於史學本疏，故有人誚伊川須入山讀《通典》十年，方可議禮。明人讀史不精，而辦事較有能力，凡為其能注意於史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