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受吐蕃、回紇之侮，異族又駸駸駕中國上矣。其後五代擾攘，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皆沙陀部落，石且以燕雲十六州割讓契丹。宋興亦無如之何，河北境土，日蹙日削，勉強支持百五六十年，金人起而汴梁不守矣。南渡偏安，更不足論。及蒙古混一，中國淪於夷狄者八十九年。明之興，始得光複舊物，其勝於唐、宋者有數端焉。洪武收複遼東，征服雲南。永樂更滅安南，改設行省（惜僅二十餘年即受黎利之紿許其稱藩），使節遠至斐州，南洋島夷，莫不營服。
及土木之變，英宗北狩，而喪君有君，不必為肅宗之即位靈武，亦不至如徽、欽之羈死五國，卒使也先禮送英宗南還。世宗時俺答入寇，終受敕封而去，直至萬曆季年，群陰構禍，努爾哈赤起，明乃漸以不振。此蓋天子守邊，人自不得不致死於驅除異族也。（北京東鄰遼東，北接熱河、察哈爾。異族逼處，非安享太平之地，故明時傳雲天子守邊。）自霸期既畢，能保持攘夷之功者，唯朱明一代而已。
霸期以前，西周保持不過三百餘年；霸期以後，朱明保持二百五十餘年。獨此霸期中，保持至九百年，管仲之功真不在禹下矣。孔子作《春秋》，焉得不稱齊桓、晉文哉？孟、荀生於中國強盛之時，故小管仲而羞桓、文；如生於東晉之後，當亦不言管仲功烈之卑也。儒家對於曆史，往往太疏，不綜觀事之本末，而又有門戶之見，故其立論不免失中。
孔子作《春秋》，確立民族主義；三傳釋經，雖有不同，而內諸夏外夷狄之義則一。管仲建此功，孔子立此義，以故中國屢亡，而卒能複興。是以承平之世，雖有賴於儒家；而國亡再起，非歸功於史家不可。今者外患日深，驟圖富強，談何容易！唯有立定民族主義，曉然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本之《春秋》，推至漢、唐、宋、明諸史，人人嚴於夷夏之防，則雖萬一不幸而至下土耗，終必有複興之一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