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學校，在仁宗時，胡安定輩即於是時顯名。若宋之衰，則在神宗以後，仁宗時固未衰也。明用《五經》取士，末世雖時起黨爭（神宗以前，尚無黨爭），然東林與非東林之爭，其鵠的在政治，不在學術。即不用儒術，政治上之事實具在，當時亦必引起爭端。近觀民國初載，國會議員之爭，亦甚劇烈矣，斯豈因經學致然？然則明之亡，雖由於黨爭，而黨爭本無關於經術、儒術也。餘詳察全史，覺提倡經學致國勢衰頹，實為子虛烏有之事，不知今之人何所見而雲然。至於人之操行，本難一致，無論提倡何種學說，其流有善士，亦必兼有凶人。評議之士，不應以一人之操行不端，抹殺諸多善良之士。
漢重經術，在位之人，固有匡衡、張禹、孔光輩之闒茸無能，然亦有魏相、師丹之守正不阿。今人乃舉明末洪承疇、錢謙益事，以歸咎經學，無論洪與錢皆無當儒術，即以為儒，亦豈能以一二人之短，掩數十百人之長哉？洪承疇以知兵任用，稍有曆史知識者皆知之，不知何所見而稱之曰負理學重望也。
錢本文人，不事經學，即以錢論，其人自身失節則信矣，而明之亡也，豈錢氏為之哉？況錢之弟子瞿式耜、鄭成功等，亡國之後，誌節皎然，尚能支持半壁，與胡清相抗，何以但論錢氏而遺瞿、鄭乎？昔西晉之末，人人皆遺棄《六經》，務為清談，致西晉之亡者，王衍之屬也，何以又諱而不舉耶？總之，經學於開創之初，關係較少，而於光複之關係則深。此意前已明言，若無《春秋》夷夏之防，宋亡則朱明不能起，明亡則民國不能興矣。
上所雲雲，多就消極方麵言之。至於積極方麵，儒者身居上位，而功業卓著者，亦難更仆。約舉之，則西漢宣帝時，魏相以明《周易》顯聞，卒能廢黜霍氏，致中興之盛。哀帝時，師丹雖無大效，然守正自持，四方瞻印。後漢袁安，始則平反楚獄，後則力抗竇氏，為世所稱。其後楊震、楊秉、楊賜，三世立朝，皆稱清正，震嚐有“關西孔子”之目。安帝以後，外戚、宦官，更互用事，其能獨立不倚，使正人猶有所恃者，非楊氏三世之力乎？三國時，魏、蜀任法，吳獨任儒，顧雍德量，殊絕於人。陸遜反對先刑後禮，武功卓著而外，亦以相業見稱。